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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中国的一所西式大学里学习神学，不过很快他就因为无法接触伟大的中国本土文化而感到困扰。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道教和佛教。林语堂上大学时，他挚爱的一个姐妹由于父亲反对没能上大学，只能结婚，并在怀胎八个月时死于瘟疫。从那时起，林语堂积极主张为女性争取高等教育机会，同时决定穷其一生争取社会公平。
1919年，林语堂来到了哈佛大学学习，不过很快就因无法负担学费而退学。他来到欧洲，先在法国打工，后来在德国继续接受教育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用德语写就了关于中国语言学的学术论文。他于1923年回到中国任教，其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限制暂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上海继续教书，并开始频繁地为他创办的杂志写稿，开辟了多个批评国民政府的专栏。1933年，正是在上海，他遇到了专栏的忠实读者珀尔·巴克。1935年，在他的第一本书《吾国与吾民》（<i>My Country and My People</i> ）获得成功后[《纽约时报》（<i>The New York Times</i> ）后来评价这本书“如同在西方世界投下了炸弹”]，林语堂迁往纽约，并在那里写就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生活的艺术》和1943年出版的《啼笑皆非》（<i>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i> ），这本书对美国在国内外推行的种族政策进行了抨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林语堂回到中国进行报道，这次他称赞了国民政府。不过在这一时期，他醉心于研究中文打字机。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与英文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不同，中文有成千上万个独立的汉字。
林语堂将他全部出书所得都投入其中，但是无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没能设计出可以大批量生产且价格可以为市场接受的模型。尽管如此，他创造的概念和技术后来还是被应用于密码破译和转录机。对中文打字机的大量投入致使林语堂和夫人在战后破产，此时他们与三个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在纽约。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他赴巴黎出任美术与文学主任，一家人的经济困境才得以缓解。尽管他憎恶早起上班，但此时已别无选择。
林语堂晚年经济条件转好，他再次专心于写作和学术研究。他督办了第一部现代中英词典的编写，这项工作规模庞大。他还一度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林语堂重返纽约并重新信奉基督教。在1966年来到台北前，他与妻子和三个女儿在纽约居住。1976年，林语堂在台北辞世，享年八十岁。
他的小女儿描述了他在台北最后几年的快乐时光。蒋介石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甚至按照林语堂自己的设计为他建造了一幢房子。蒋夫人非常喜欢林语堂，但更青睐他的夫人廖翠凤。
蒋介石还为他们配备了司机和女仆（兼任厨师）。后来，司机和女仆相爱、结婚，并生了一个小孩儿。林语堂和夫人都非常喜欢他。林语堂当时仍在为中英字典的编撰继续工作。他的女儿描述道：“我爸爸下午就停下工作，和我母亲一起出去散步。他们散步的方式堪称完美：司机会把他们送到一条美丽的林间小径，我父母沿着小径散步，司机在大路上跟随。他们随时都可以结束散步，上车回家。”
今天，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无论多大年纪，只要不是来自中国的，都没有读过林语堂的任何作品，甚至没有听说过他。不过，当我询问我的一位姨妈是否听说过林语堂时，她马上回忆起在1936年的纽约，她的高中毕业典礼上，林语堂应邀演讲。我的姨妈清楚地记得林语堂给出的一条建议：他告诉毕业班的学生们，无论如何，就算负担旅费，他们都应该出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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