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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沉湎于台湾的悲情意识，您也使我觉得疏离。当您说“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时候，明显的，您指的是历经过荷兰、明郑、清治和日据的台湾人——那么我，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从小被称为“外省仔”的人，算什么呢？我，还有我那四十年前流离来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属于您心目中的“台湾人”？
我们不需要您的认领，但是，您是我们的“总统”；当您和一个外国人，譬如司马辽太郎，用“台湾人”这个词时，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权利要求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
如果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认识中，您不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本省人”，您还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外省人”，以简单逻辑推理，您就不会一再强调自己的悲情意识，让《朝日周刊》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作为访问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标题！
身为一个外省第二代，对不起，我没有您的悲情意识。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离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历史情绪，和您的悲情意识不一样，但同样的真实。一个本省作家，就说叶石涛吧，他可以大谈他的悲情感怀；一个外省作家，就说朱西宁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叶石涛只代表叶石涛、朱西宁只代表朱西宁。
而您，李登辉，却代表龙应台，代表叶石涛，代表朱西宁，甚至还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谁）；您的自我意识必须比叶石涛和朱西宁都来得广阔，否则，您就只能做同乡会会长，而不是一个“总统”。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受压迫的族群经过悲情意识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权力时，往往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悲情意识膨胀所必然带来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绪。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这个危机？
去年，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我听见一位我向来尊重的、为台湾反对运动作过努力的学者说：现在台湾人出头天了！至于在台湾的外省人，他可以决定，要跟我们打拼就留下来，不要的话，他可以走！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好比两个妹妹在一个家庭中生长，有一天，婶婶突然对我说：你要跟我合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不然你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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