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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忌与齐威王的这番对话，奠定了他一生里一个重要的性格：讽谏。他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采取这种委婉的方式表达的，通过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旁征博引，用绕圈子的方式讲出大道理，在不得罪国君的情况下把事情办了。如果说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是一个强硬派，那么主持齐国变法的邹忌，就是一个温和派。
所以比起商鞅强硬的变法政策来，邹忌的各类政策，表面看起来，也似乎非常温和：第一条就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通过对自己相貌问题的阐述，向齐威王讲明了作为国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说服齐威王广开言路，号召老百姓主动向国君提意见，并且提前说明言论自由，提意见的人无罪。第二就是赏罚分明，任用贤能。通过各种渠道，面向各诸侯国招揽人才，同时对吏治进行整肃，实行“严刑重赏”的政策，重赏有政绩的官员，严惩有劣迹的官员，以赏罚分明，提升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而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就是完善稷下学宫的建设。稷下学宫是齐国著名的文化圣地，最早创建于齐桓公时期，到了齐威王时代，它进行了重新的扩建和改革，成为齐国招揽各国人才的主要承载，邹忌为稷下学宫设立了三条原则，即“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鼓励来此的学者们自由发言，自由讨论。表面看，这似乎都是三条很平常的政策。
但是平常的外表下，却有不平常的真相。鼓励老百姓进谏，要求国君虚心纳谏，只是第一步，后面却是真正要采纳大家的意见，从而推动齐国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正是在虚心纳谏的过程里，齐国清除了国家制度中最后的奴隶制残余政治，和魏国一样，废除了奴隶制的世袭政策，取消了奴隶主阶层享有的俸禄，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对吏治进行整肃，严刑重赏的同时，齐国更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形成了封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而稷下学宫的设立，其影响恐怕连邹忌本人也始料不及，稷下学宫成为战国乱世学者们眼中的乐土，中国文化中自由讨论的风气，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学宫里形成，诸子百家的经典论著，也大多完成于这个小小的学宫，与这里有渊源的学问家，包括孟子、墨子、荀子等几乎所有的战国时代文化名人。两千年风云之后，王侯霸业早成尘土，稷下学宫所衍生出的古老文化，却依然在为现代社会所传承。而即使在当时，稷下学宫也同样有重要意义：魏国给予人才的，是优厚的俸禄和官位，齐国给予人才的，却是人格上的尊重与学问上的自由。
而邹忌在担任齐国相国期间，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掘水利工程，在今天的淄博、济南等地，都有齐国水利工程的遗址，齐国的农业经济在这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邹忌在经济上的政策，是“恤民养战”四个字，这时期的齐国，延续了春秋时期就设立的寓兵于农的政策，而且有进一步发展，对于服兵役的家庭，政府给予经济上的补贴奖励，提高士兵作战的积极性。富裕的齐国，在齐威王的励精图治下，正在把其丰厚的经济能力，转化为强大的军事战斗力。
二
齐国的崛起道路，在齐威王在位的中后期逐渐变成了现实。按照《战国策》的说法，虽然齐威王执政前期，通过广开言路的方法，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使得韩赵魏等国家纷纷派使者前来朝见，收到了“战胜于朝廷”的结果。但是国家的力量博弈，“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国年代是不现实的，强国的地位，还是要在沙场上见真章。
齐国这时期面临的主要对手是魏国，在齐威王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主要对手，是魏国的第三代君主魏惠王。这正是魏国的由盛转衰期。
魏惠王之前，魏国经过魏武侯长期的扩张，既四面树敌，又形成了其横扫天下的威武。公元前369年，魏惠王派兵与秦国激战，击败了进攻西河的秦穆公，迫使秦穆公撤兵。但在这场战斗胜利之后，魏惠王改弦更张，并未乘胜追击攻灭秦国，相反主动迁都大梁，对西面的秦国，改为防守为主，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魏国当时严峻的外部形势。作为四战之地的魏国，其国力势必承受不起四面作战的消耗，要想巩固霸主的地位，就必须有的放矢，对其中的一面强敌采取防守政策，集中力量对付相对较弱的对手。在魏惠王眼里，秦国虽然屡次败给魏国，但是其民风彪悍，战争潜力强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平定的，所以抓住机会，先挑相对弱小的对手下手，才是最好的争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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