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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h3>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h3>
吴虹飞：现在读书界、媒体圈子比较认可的卡佛、厄普代克，你怎么看？你在《阅读与写作》一文中提到的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好像对今天的都市人群来讲都太陌生了，太严肃了。
李洱：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卡佛是个好作家，好的短篇小说作家。那时候我还在学校教书，我给学生们讲过卡佛，讲他的名篇《大教堂》。有个女生突然泪流满面。我也没有劝她，因为卡佛的小说不会让人号啕大哭、影响课堂秩序的。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卡佛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的死，写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酒，香槟酒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的意义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作家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从契诃夫到卡佛，再到后来的作家。一个作家，往往是在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和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它们又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现在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
吴虹飞：你对顾彬的一系列言论怎么看？他毕竟是一个颇可掂量的汉学家。
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在谈论德国文学的时候，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之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说他没说过这话，他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就跟他做了访谈，可是那个访谈却没有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只愿意听他骂中国作家，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哈，最早的媒体只是在借顾彬之口骂人，人家要是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了，请他骂的是作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媒体先塑造出一个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了，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