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异族小说】地址：www.1uzu.com
并不只是书店和图书馆在消失，博物馆、剧院、表演艺术中心、艺术与音乐学校——这些让我感觉自在的地方都进入了濒临灭绝物种列表。《旧金山纪事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和我家乡的报纸《华盛顿邮报》，都停掉了周末书评板块，让书从此孤苦无依、陷入窘境，成了电视与电影的穷表亲。作为时代的标志，彭博资讯（Bloomberg News）网站最近把它的图书报道转移到了奢侈品板块上，跟游艇、运动俱乐部和红酒放在一起，好像意指书是超级富豪们的闲暇嗜好。但是，如果有一样东西，不管你富贵或贫穷他人都不能剥夺，那它必定是梦想的机会。
2008年12月一个极度寒冷但阳光明媚的清早，我在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的移民服务办事处做了效忠宣誓，然后终于成了美国公民；远在这之前，我就经常问自己，是什么，把一个你本来只当作居住地或者避难所的国家，当成了家？是什么时候“他们”变成了“我们”？当你把一个地方叫作家，你就不会像客人或者参观者那样对它只有偶然的好奇。你关心它的好和坏。你想知道，为什么事物是这样而非其他样子？你想改善这个地方，想改变它，想让自己的不满为人所知。而我的不满够多了，那时我就知道我该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了。
当开国元勋们构想这个新国家的时候，他们了解到，公民的教育对于他们民主事业的健康非常关键。在那个年代，只为谋生而工作的男人不会想着去适应公共生活，而博雅教育对于所有立志步入新共和国政治阶级的人都非常关键。随着时代发展，政治成了一项更加需要辩论的事业，一个新的政治阶级诞生了，而那些平时对西塞罗和塔西佗[14]只是读着玩的有教养的绅士农民没什么时间了。开国元勋们自然希望有一天，所有美国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有机会去读西塞罗和塔西佗。新民主的意义不仅是选举，而且是让大多数公民能够得到此前只被少数人享有的东西。他们建了博物馆、图书馆和学校来拓宽这个民主理想。杰斐逊终其一生都在收藏书籍，他把许多藏书都捐给了国会图书馆，并放话说美国是唯一一个有农民读荷马的国家。“生于美国的人不能读书或写字的概率，”约翰·亚当斯说，“跟彗星或地震出现的概率一样小。”
我时常在想，美国人对思想与想象力的尊重日益匮乏，而其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贫富的差距不只反映在总裁们和他们的员工之间的收入鸿沟上，而且反映在教育的高昂费用上，公立与私立学校不可思议的分化让政策制定者所有文采斐然的演讲都变得更加阴险和虚伪，反正他们大多数人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了，正如他们自己享受着人民公仆这份工作的利益和特权一样。那些能交得起私立学校学费的人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在教室里失去接触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机会：他们如今是更受佑护的，不用去承受效率教条，而后者一直在彻底地重新制订公立学校的课程表。
有人说，美国的学生在阅读和数学上都落后了；在一次次的考试中，他们的成绩比大多数的欧洲学生都低（他们处于立陶宛的水平），而一次又一次，考的都是答案，没有人试着调动他们的好奇心——这种方法枯燥且粗暴，它只能造成惨淡的结果。因此只能从不需要测验的“软”科目里省资源。音乐老师不是被开除就是被替换下来；艺术课悄悄地从课程表上撤掉了；历史被简化、做道德评判，别想学到、记住任何史实；学生们不再阅读短篇、诗歌和小说，对他们的阅读要求是火车时刻表和环保局报告，后者的术语甚至都可以让最坚定的环保人士打瞌睡。
不断侵袭美国的不只是经济或政治危机；更深层的危机正在这片土地上肆无忌惮地蔓延——一种唯利是图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它鲜少关心真正的人类幸福，它对于想象力与思想不屑一顾，而对知识的热情则被其归为无关痛痒的东西。媒体与政策制定者的叫嚣姿态促成了一种拳击赛般的心理状态，而我们——公民，成了观众，我们的情绪与感觉在一种类似肾上腺素上升的状态下必然会一直很兴奋，这把我们变成了对比赛上瘾的被动的围观者。
在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马克·扎克伯格出于一片好心提出建议，科学家也应该享有名人的待遇，并提到，爱因斯坦在他的时代就是如此。“名人”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想象爱因斯坦兀自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眼睛不看镜头，想象他是一个完美的心不在焉的天才，发型蓬乱，脚踩凉鞋。但是爱因斯坦善于表达且博览群书，他是古典音乐爱好者，也恰是他说：“我足以做个艺术家，去凭借自己的想象自由涂鸦。想象力比知识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囊括了世界。”
而事实上，科学家并不需要成为名人。他们需要的是对他们事业的尊重和支持，他们所做的或许并不能赚钱，但对人类知识非常重要，因而对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一个人能为科学家和艺术家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不再决意将他们分出个高下，记住一位伟大的作家和科学家纳博科夫说的话，他曾建议他的学生：“你需要科学家的激情和诗人的精准。”
有一种看法是，激情和想象力是多余的，人文学科是派不上实践或实际用场的，或者它根本就没有意义，因此它应该服从其他更加“有用”的学科，我反对这样的看法。事实上，想象的学问是实用的：它帮助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以及我们对自身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做决定的能力。无论我们是政治家、教育者，还是从商者，这种见识或是这种见识的缺乏，都影响了我们。如果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想象和思想真的都是次要的、都是一种奢侈，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活的目的又是什么？有什么能让它的公民忠诚如一或者心系国家幸福，而不只顾自己的自私追求？我会说，想象的学问，从一种相当实际的角度来说，对于一个民主社会的形成、它的愿景和它的未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民主理想的存续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某个时刻，这种状况变成了我的一种困扰，而我开始觉得，美国梦的理想和精神方面的消亡与它的物质方面之间必定有一些联系。我开始收集关于人文学科状况的新闻报道和数据，以及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流动和所有美国梦的物质方面的组成部分的文章。这些从报纸、杂志、网络文章打印件上剪下来的纸片，跟诗歌、小说、传记和历史作品一起，渐渐堆满了我的办公室和家里。我开始阅读关于教育的博客和关于网络或经济状况的书，引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5]和杰伦·拉尼尔[16]来吓唬我的朋友。我在笔记本上抄下政策制定者们和媒体权威们的表述。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录的许多节目——公共广播公司（PBS）、《60分钟》、乔恩·斯图尔特[17]、斯蒂芬·科尔伯特[18]——让他没什么空间录球赛了。曾经我从不注意的词汇，以及如“收入不均”和“向上流动”这样的短语，现在频频出现在我的笔记上。我照着学生时代做的那样，把一些句子贴在一张纸上，然后用红笔在下面写“美国梦？”，后来，我又加上这样的话：“我们看待小说的方式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定义自我的方式，想象作品是煤矿中的金丝雀，它是一个衡量指标，通过它我们可以评估社会其余部分的健康状况。”
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当前的状况，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的许多梦想都已实现了。如今的美国比起四十年前要远为兼容并包，那时我还是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学生。技术打开了许多种不同的视野，它用不可思议的方式把我们与世界连接起来，大范围地创造了接受教育和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在伊朗，技术让反对神权统治者及其压制性手段的学生和各个年龄层的人们得以找到一种不能被审查的表达途径，形成一个拥有相同理想与热情的共同体。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