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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是俄国最动荡也是最黑暗的时代，国内形形色色的理论、宣传、说教层出不穷。沙皇统治者曾叫嚷要把整个俄国冻结起来。契诃夫是一位严肃、正直的作家，面对这种丑恶的现实，他开始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和信念，不仅将一事无成，而且是“一种可怕的事”。随着作家声誉的日益增长，他的艺术责任感也越来越重了，他明确指出：“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装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责任的人，受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他这个时期写的许多作品都是有意讨论世界观和生活目标问题的，如《没有意思的故事》中的老教授尼古拉·斯杰潘诺维奇，他虽然德高望重，知识渊博，胸前挂满了勋章，但是却缺乏一而贯之的完整的世界观，没有远大的生活目标，回答不了“怎么办？”的问题。他直到晚年才醒悟过来，才发现自己缺乏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可是为时已经晚矣。
九十年代是契诃夫创作的成熟阶段。这个时期的一系列作品如《在流放中》、《六号病房》、《带阁楼的房子》等的最大特点，是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强烈的批判性。《六号病房》是直接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不抗恶”理论而发的。医院的六病房是一间精神病室，但是关在这里的并不都是精神病患者，有些不满现实或“不安分”的人也被当作疯子关进这个病房，格罗莫夫就是一例。他在大学念过书，知多识广，作风正派，道德纯正，但是他对现实不满，激烈地批评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卑鄙的家伙吃得饱、穿得好，正直的人却忍饥受寒”；社会“像野兽一般生活”。格罗莫夫由于自己说了许多激越的话，下意识地感到害怕，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后来他终于被关进了六号病房。作品的另一位主人公是医院的医生拉京。他虽然正直、善良，却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信奉一套“不抗恶”的哲学；他没有受过苦，也不知道是非、善恶。当格罗莫夫问他：“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时，他说：“一切取决于机遇，谁被关了起来，谁就得待在这里。”他甚至说：“停止诉苦，疼痛就会消失。”然而拉京万万没有想到，与格罗莫夫谈话后不久，自己竟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进了这个病房。这一结局本身就说明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破产。六号病房是一间黑暗地狱，到处是污秽、恶臭，管理人员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殴打、虐待病人，一片乌烟瘴气，阴森可怖。作者把它比作监狱。它何止是监狱，简直就是整个黑暗俄罗斯的缩影。
《带阁楼的房子》则主要是批判“小事论”这一错误理论的。这种理论宣扬的是小修小补的自由主义的“改良”，给人小恩小惠一点安慰，而拒绝对社会的根本改造。作品中的莉达就是“小事论”思潮的受害者，她虽然满腔热忱，但关心的都是小事，整天忙于学校啦，图书馆啦，医疗站啦！诚然，就事论事来说，这些都是善举，但是作者看到，在反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这些办法都不可能根本改造社会。他通过一位画家的口说：“据我看来，医疗站、学校、图书馆、药房在现今的条件下都只能为奴役服务。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锁着。您不去砍断这条锁链，反而去增加新锁链的环节。”作者在如何建设新生活方面，也许未能提出正确的方案，但是号召“砍断锁链”，砸烂旧世界这第一步的行动却无疑是正确的。
四
“庸俗习气是巨大的祸害。”庸俗、保守、愚昧是契诃夫的大敌，反对庸俗也是他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一生都在跟庸俗作斗争，他嘲笑它，用一支锋利而冷峻的笔描写它。《套中人》、《醋栗》、《关于爱情》、《不安分的女人》、《文学教师》、《姚内奇》等，就是契诃夫揭露庸俗，贬斥保守、愚昧的力作。《套中人》中的中学教员别里科夫是保守派、顽固派的典型，是旧制度的卫护者，新事物的反对者。他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他晴天上街也要带上雨伞，穿上套鞋，而且一定穿上棉大衣；他的雨伞有伞套子，怀表有表套子，小折刀也有刀套子；他走路时把脸藏在竖起的领子里，戴上黑眼镜，耳朵用棉花堵上……总之，他总想用一层硬壳把自己包起来，以便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他怕现实生活的刺激，老是称赞过去，甚至把思想也极力地藏在套子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这种描写不是夸张，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真实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正如作品中的布尔金所说：“我们虽然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样的套中人活着，将来又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契诃夫塑造的这个典型具有极大的社会性和广泛性，是一切保守、落后的顽固分子的一面镜子。
《醋栗》中的尼古拉也是一个胸无大志、只贪图个人幸福的庸人。他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庄园，庄园里栽上一些醋栗树。他常幻想着有一天：“在阳台上坐一坐，喝杯茶，池塘里有自己的小鸭子在泅水，四处清香，而且……醋栗成熟了。”后来他的“理想”实现了，他终于成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庄园主，心满意足地吃上了那“又硬又酸的醋栗”。作者通过他哥哥伊万的口对这种“幸福”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这不是幸福，而是“麻木不仁”。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幸福，庸俗之徒的幸福。
《姚内奇》的主人公亦是一个堕落知识分子的形象。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姚内奇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青年，他来到省城行医后，跌进了省城庸俗、闭塞、空虚的染缸里。这里的人只知道打牌、吃饭，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懂，也不感兴趣。你若对他说“人必须工作”，“生活缺少劳动不行”，那他们就会生气，会把这些话当作训斥。只要话题不是吃玩，比方谈到政治或科学问题，他们就一定茫然不知所措，或者讲出一套愚蠢的大道理来。久而久之，这种空虚、无聊的生活把姚内奇仅有的一点热情和思想也销蚀了。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除了吃饭打牌外，就只会清点钞票的俗物了。
除上述各种庸人俗物外，契诃夫也塑造了一些美好、纯正、憧憬未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如《醋栗》中的伊万·伊万内奇、《不安分的女人》中的狄莫夫医生等。“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就是伊万·伊万内奇告诫人们的一个警句。还有一些是不同程度上开始觉醒的人的形象，如《文学教师》中的尼基丁、《带狗的女人》中的古罗夫、《三年》中的柯斯佳和《我的一生》中的主人公等。他们觉醒后才惊讶地感叹道：“我的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呀？！我被庸俗，庸俗包围了。无聊而渺小的人们，一坛坛的牛奶，一缸缸的酸奶油，蟑螂，愚蠢的女人……再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令人感到屈辱、更使人苦恼的了。得从这里逃出去，今天就逃，否则我就要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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