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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名为“一个人的诗歌史”，当然是以个人角度来审视和阐述诗歌史，请问您选择代表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虽然说是“一个人的”诗歌史，但对于我的同龄人（“70后”）而言，我所写的这些诗人同样也是“他们的”，顾城、海子等诗人的作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在影响着我们、纠正着我们。目前，这些诗人的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座上宾，可见，对人物的选取，读者、诗歌界同行以及文学史研究者是有一些共识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黄灿然，很多普通读者对这个名字不熟悉，近几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当代诗歌史中对其也很少提及，但在我看来，黄灿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翻译和文论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强。给黄灿然以海子、西川等人同等的地位，是我对自己的认知能力的一个赌博，我相信自己不会看走眼。正因为我在尊重大多数人的共识的基础上，作出了个人的选择，“一个人的诗歌史”几个字才更为名副其实。因此，要我说选人的“标准”，我可以归纳为：对读者的影响力、作品的创造性以及所达到的深度。
当然，可能有人会问：另一些诗人同样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作品同样优秀，你为什么不写他们。对此，我只能回答：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我正在写作的《诗歌史3》中，还会写到一些诗人，甚至会写一些具有实力但还未获得广泛关注的诗人，但这仍然远远无法概括诗坛的全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好在我写的仅仅是“一个人”的诗歌史，以后应该会有另一些人撰写他们眼中的诗歌史，这样，几种“史”结合起来，读者对诗坛状况的了解就更为全面了。
我注意到，你写的诗人都是当代的，实际上你是在写一个自己同时代的诗歌史，而且其中很多与你相识，这样会不会出现一些粉饰性的曲笔呢？
严格地说，虽然我和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当代的，但不是同时代。我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笔下的诗人绝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出生的，与我相差10—20岁。他们亲身经历了“上山下乡”和风起云涌的20世纪80年代，而1986年徐敬亚等人在《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操持现代诗大展时，我还在读小学。因此，对于诗歌写作来说，他们比我早一代甚至两代，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他们的诗歌长大的。
但是正如你所说，我和他们共同经历了诗歌之火逐渐冷却的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而且随着我的成长，我和很多前辈诗人成了朋友，或者成为“熟人”，时常能在各种场合见面，这样一来，怎么样“写”他们，的确成了一大难题。首先，我不能乱写，因为除了那些因意外去世的诗人，大家都还健在，对同一个诗歌事件，很多人都亲身参与过，要是乱写，马上就会被人质疑。但也不能粉饰笔下的人物，如果是这样，那这本书就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私人致敬文本”，没必要出版。所以，我得为自己的行文把好“度”。我自认为我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书中对一些诗人和诗歌的赞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的确优秀。如果一个读者面对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等作品，面对顾城和海子的绝代才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过如此”，我会认为他不够诚实。一个读者，对好诗人和好作品要有尊重的态度。事实上，书中有很多地方对我笔下的诗人是批评的，只是比较委婉而已。
就像你自己所说，有几个诗人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譬如张枣），仅仅通过资料的整理而成，你觉得写他们和写认识的诗人有何异同？是否会担心二手资料影响真实性？
我写已故的诗人和写健在的诗人时，心情没有什么变化，更不会因为死者不能反驳便以为自己可以妄言，毕竟，我持的是同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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