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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即使是一般的院长，据我了解，大凡在介乎于教职员和上级管理层之间真空地带供职的，无一例外都有仇家，他们不可能每次都批准加薪的请求，或将便利的停车位批给对它垂涎的人，或将更大的办公室批给自信有资格受用的教授任职或提职候选人，特别在弱小的系里，例行公事般地一律拒批。系级对增加教职员数额和文秘助手的请求几乎无一获准，至于减轻教学负担以及免去晨课的请求也落得同样的下场。申请参加学术会议的旅费通常遭拒绝，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科尔曼可不是一般的院长，他解雇了什么人，以及如何解雇的，他取消了什么，以及建立了什么，他如何大胆力排众议履行职责，其结果绝非仅仅得罪惹恼了几个古怪的忘恩负义者和牢骚满腹的人。在插手院务并委任他为院长的英俊年轻、毛发蓬松、仕途蒸蒸日上的校长皮尔斯·罗伯特——此人对他面授机宜：“一定要进行变革，任何感到不快活的人应当干脆考虑离任或提前退休”——的庇护下，科尔曼将一切都翻了个身。八年以后，当科尔曼的聘任期过去一半时，罗伯特接受了一个“最杰出的十名大学校长”的荣誉称号，凭借的正是雅典娜在破记录的时日里所取得的成就给他带来的声望——然而，一切的取得并非得力于光芒四射的校长，他实际上只是个资金筹集者，最后他毫发无损地在一片欢呼声中离开雅典娜，去往别处高就了。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他手下意志坚决的院长。
在科尔曼接任院长职位的第一个月，就把每一位教职员都请去谈话，包括那几名资深教授，他们是县里古老家族的传人，学院便是由他们的先辈出资创办的，他们本身并不缺钱，但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发给他们的薪水。他们每个人都被告知，必须带上自己的履历，倘若有人因为门第太高而不带，科尔曼面前的办公桌上反正已经预备了一份。他整整一小时扣着他们不放，有时还更长，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暗示雅典娜的局面终于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直到他让他们出汗为止。他一上来就毫不犹豫地翻动着履历表，问：“最近十一年来你究竟在干些什么?”当他们和绝大多数教师一样回答说，他们定期在《雅典娜笔记》上发表文章时，当他听腻了他们每个人唠叨的每年从一本发黄的博士论文中摘抄拼凑成哲学、文献学或考古学的鸡毛蒜皮论文，“发表”在灰色硬板纸装订而成的油印季刊上时——除了在学院图书馆目录里可以查到以外，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无处可寻——他竟敢打破雅典娜的礼仪规范，说出使他名闻遐迩的话：“换言之，你们都在回收处理自己的垃圾。”然后，他不仅将捐赠给《雅典娜笔记》的数目极小的一笔款子退还给赞助人（编辑的岳父），关闭了这份刊物，而且，为了鼓励提早退休，他还迫使老朽中的老朽放弃他们近二三十年来因循守旧教授的课程，让他们改教一年级英语、简史，并负责新生入学辅导，而这些课程都安排在夏末最炎热的时段里。他取消了命名不当的“年度学者”奖，将千元奖金用到别的地方。他第一个要求大家为申请带薪假期提交正式报告，报告中必须详细陈述科研项目，这类申请获得批准的仅为凤毛麟角。他取消了以校园内最为精致的橡木镶板室内装修引为自豪的俱乐部式的教职员午餐厅，把它恢复成原先设计的优等生研讨室，从而教职员必须和学生一道在餐厅进餐。他坚持召开教职员会议——从未召集过这类会议使上一届院长深得人心。科尔曼要秘书点名，以致每周只授课三小时的头面人物也不得不在校园里抛头露面。他在学院宪章里找到一则条文说，不设执行委员会，并提出那些有碍重大改革的繁文缛节都只不过是习惯和传统作祟，他将它们一笔勾销，并强行主持这些教职员会议，利用每次开会的机会，宣布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结果当然是进一步触犯众怒。在他的领导下，晋升变得十分困难——也许，最令人感到惊愕的还是：从此以后教师再也不能凭借自己的好人缘获得提职，不与成绩紧密挂钩的提薪也沦为历史。总而言之，他引入了竞争机制，使得这个地方充满竞争气氛，这，用他的一位夙敌的话来说：“正是犹太人的惯技。”而每次那些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去向皮尔斯·罗伯特投诉，校长都支持科尔曼。
在罗伯特执政期间，科尔曼招募的聪明的年轻人个个喜欢他，因为他为他们创造了发展空间，还因为他着手从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聘用研究生，进行——正如他们爱说的——“质量革命”。他们赏识他，因为他迫使统治层面的高贵人士走出他们小小的俱乐部，并威胁到他们的自我形象，而这总会让一位自命不凡的教授火冒三丈。原来院里教职员中最不称职的老家伙得以苟延残喘，完全仰仗他们的自我标榜——最伟大的公元前一百年学者，等等。一旦这些受到来自上面的质疑，他们的信心便日渐瓦解，在不到几年的工夫里，这些人几乎全都不见了。峥嵘岁月啊！但自从皮尔斯·罗伯特上调到密执安后，而新任校长海恩斯并不与科尔曼特别贴心，对那种在几乎一瞬间将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推土机式的夸张手法和专制独裁的个性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宽容，于是当科尔曼留下的，以及他招募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年富力强的教师时，一股反对西尔克院长的势头便出现了。这股势头究竟有多强大，他一直不明白，直到他一个系一个系地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对他指称似乎不存在的两名学生所用的词汇并不依照他本人坚持的原意（也即基本的词典意义）来加以界定，却偏要当做种族歧视的贬义词加以阐释，从而为两名黑人学生的投诉提供证据的局面而感到幸灾乐祸时，他才恍然大悟。
我清楚地记得两年前的那个四月天，艾丽斯·西尔克死了。在科尔曼完全丧失理智以前，我只是在百货店或邮局碰到他们时对他们两人中随便哪一位点点头而已，并没有与他们真正认识，对他们的情况也谈不上了解，我甚至都不知道科尔曼是在新泽西东奥兰治的艾塞斯小县城，离我家仅几英里远的地方长大的。而且，他作为东奥兰治中学1944年的毕业生，比我从邻近的纽瓦克学校毕业只早六年。科尔曼也没有试图与我相识，而我离开纽约、搬来伯克夏，住进山上乡间小路边田野里的一幢两开间木屋，也并非为了交结新友人，或加入新社区。在我初到的第一个月里，收到各种请柬——邀我进餐、喝茶、参加鸡尾酒会、到位于谷底的学院举行讲座，或者，如果我愿意，对一个文学班随便谈谈——都被我婉言谢绝。自那以后不论我的邻居还是学院都不再管我，让我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事。
但两年前的那个下午，科尔曼直接从为艾丽斯葬礼做准备的地方驱车来到我的住房前，砰砰敲门，要求进屋。尽管他有急事相求，却不能坐着讲清楚，连三十秒钟都不行。他站起来，坐下，又站起来，围绕我的工作室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声嚷嚷，滔滔不绝，甚至还恐吓性地在空中挥动着拳头——当他错误地以为需要加强语气时。他让我必须为他写点东西，他几乎是在对我下命令。倘若他自己写那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不做任何掩饰，没人会相信，没人会认真地对待，大家都会说那是个谎言，一个企图自圆其说而编造的大谎话，他们会说他这个谎扯得比他在课堂里讲了那个促成他倒台的“幽灵”一词后扯的谎还要大……
他已丧失了所有的自控力，变成一个我并不认识，但无疑是个有修养、有地位，而此刻却精神完全崩溃的人。这如同一起恶性高速公路事故、一场大火、一场爆炸、一场公共场所大灾难，不仅以它可怕狰狞的面目，而且以它的不可思议性让人瞠目结舌。他歪歪斜斜地侧着身子在房间里打转，使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自家圈养的鸡在被砍了头以后还继续走动的样子。他的头已经被砍掉了，那个头包裹着曾经是无懈可击的院长和古典文学教授渊博的大脑，而我此刻目睹的只是他残缺的躯体失去控制的旋转。
我的家门他从没进过，我的嗓音他几乎没有听到过，但我必须放下手头上可能从事的一切，着手描写他在雅典娜的敌人如何瞄准他挥出拳头，却将她置于死地的故事。他们制造他的假象，捏造各种他从没犯过、也永远不可能犯的罪名，他们不仅仅丑化了一个以最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从事的学术生涯，他们还杀死了他四十多年的结发妻子。就好像他们将子弹射进她的心脏杀死了她一样。我必须写下这个“荒诞事件”。我，一个当时对他在学院里遭受的苦难一无所知的人，甚至连包围了他和死去的艾丽斯长达五个月的恐怖都还没能理出头绪的人，必须了解：折磨人的无了无休的会议、听证、面谈，提交给院领导、教职员委员会、代表两名学生的公益黑人律师的文件和信件……指控、否认以及反指控，愚钝、愚昧和玩世不恭，粗俗，别有用心的误解，费力的、反复的辩白，控方的问题，以及自始至终、无时不刻弥漫他整个身心的不真实感。“她被谋杀了！”科尔曼大叫一声，从我书桌的对面探过身来，用拳头锤击桌面，“那些人谋杀了艾丽斯！”
他给我看的这张脸，这张他放在离我自己的面孔不到一英尺远的脸，现在已是凹陷歪斜的了，而且尽管是一张精心保养、面容年轻、英俊的老人的面孔，却奇怪地让人生厌，非同寻常地被传遍他全身的情绪所产生的毒素弄得面目全非。近看，它伤痕累累，溃烂得不成形状，活像一只水果从货架上给碰掉下来以后再遭到过往顾客的脚在地上踢来踢去一样。
精神折磨可能给一个没有丝毫软弱、老迈迹象的人造成什么后果，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比起五脏六腑的疾患来，它更加难以对付，因为既没有吗啡滴注、脊髓麻醉，又没有彻底的外科手术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一旦被它生擒，便只有死路一条，别无其他。它对人活生生的折磨无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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