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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二十岁的一次旅行，得到了有限的官方资助。一路上他的感受很多，后来在《史记》中频频提出的批评，就是一路上产生的。总的来说，他为大汉帝国辽阔的疆域和这个疆域里所埋藏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感到骄傲，他由此而意气风发。
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很小的官衔叫“郎中”，可以随从汉武帝出行了。这个官职很小，他做的事情就是伺候车辆，有时候做点警卫工作。但是这个小官职对司马迁来说却是求之不得，因为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已经开始的旅行继续下去了。哪一位同学把他的行程说下去？
萨琳娜：在二十三、二十四岁的时候，司马迁侍从着汉武帝出行，到陕西的凤翔，山西的夏县、万荣，河南的荥阳、洛阳，陕西的陇县，甘肃的清水，宁夏的固原，西北的地方实在走得不少，比较多，然后再回到陕西淳化的甘泉山，汉武帝的别墅行官在那儿。
余秋雨：走完了这一大圈，司马迁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接受了一个使命：到云南和四川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去考察和慰问。在汉武帝的时代，一方面要和北方的匈奴作战，开疆拓土，安定边境；另一方面又要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并把汉朝的政权力量延伸到那里。在当时，那些地方的路都非常难走，任务非常艰巨，会遇到很多危险，不适合位高、年长的官员去。结果像司马迁这样年纪轻，身体好，又有过旅行经验，又有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小官员，就成了最好的派遣对象。司马迁的这一行程，促使他更清晰地认识了大中华的辽阔版图、复杂生态、险峻山水。
王安安：司马迁刚刚从西南回来，又跟着汉武帝出行，去了山东的泰山，河北的昌黎，河北的卢龙，内蒙的五原。那时候他大概是二十五至二十六岁。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的莱州，河南的濮阳。后来他又到了宁夏的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宁远，湖北的黄梅，安徽的枞阳，山东的胶南……
余秋雨：走了那么一圈又一圈，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司马迁一路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史料的考证？是传闻的搜集？是对每个历史事件地点的确认？都有一点吧，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收获，一是采撷到了豪浩之气；二是获得了现场感。这两种东西，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能够充分领受。
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中国那么多地方，是他后来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之后的生活，有点奇特。他为写《史记》而勉强活了下来，没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汉武帝这样做的理由，没有见之于史册。我很想听听同学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隔了两千多年，我觉得这两个时代的逻辑真的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有官员或者学者，因为犯罪进了监狱，又没有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可在那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司马迁的政治生命得到了第二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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