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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乱世藏金”，可是在我国清朝末年藏书的习惯却蔚然壮观，形成了我国近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四大书籍收藏家及其藏书楼。它们分别是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和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四位藏书楼的主人，又被称为“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在四家藏书楼中，铁琴铜剑楼排在第一位，因为它是清中叶以来，历史最为长久的藏书楼。有诗云：“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
铁琴铜剑楼，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古里镇，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读书藏书为乐。创始人瞿绍基，自幼就喜读书，深受家乡藏书文化的熏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许可，使他能一心一意收藏书籍。经十几年的收集，瞿氏的藏书达10万多卷。瞿绍基的藏书处原叫“恬裕斋”。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尤为珍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解放后，“铁琴铜剑楼”藏书几乎全部归入北京图书馆。铁琴铜剑楼经历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阶段，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藏书和藏书楼，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源阁，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海源阁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进士杨以增所建。杨以增平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喜爱读书，特别喜好收购书籍。他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正值战乱，一些藏书家纷纷将书散出，杨乘机收购归入自己的海源阁。他儿子杨绍和（同治进士）又有所扩充。海源阁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匾额一方，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海源阁藏书浩瀚，是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如今藏书约4000余种、22万余卷。珍本书主要得之于黄丕烈等藏书家，很多是孤本秘籍，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四大藏书楼中以瞿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杨氏藏书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所藏图书大部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得以保存至今。
皕宋楼，位于浙江湖州，藏书为三部分：皕宋楼（藏宋元刊及名人手钞手校本）、十万卷楼（藏书以明刊本为主）、守先阁（藏明后及明刊的重校本和传钞本）。据时人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说皕宋楼中藏有“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皕宋楼创始人陆心源是清咸丰时举人，一生爱书，从青少年时就开始藏书。陆心源一生著述颇丰，是一位大学者，其遗作汇成洋洋大观的《潜园总集》达940多卷，藏书达15万多卷。可惜陆心源的后人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保护那一大批书籍的，却不知道其价值并非仅仅为了收藏而收藏。在陆心源去世后13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陆心源长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以6万元卖给了日本人，后归属日本财阀岩崎静嘉堂文库。此举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著有《书舶庸谭》的董康说：“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这次事件被称为“皕宋楼事件”。后陆树藩将守先阁剩余之书捐赠给刚兴办的海岛图书馆。
八千卷楼位于浙江杭州，主人丁申、丁丙被时人称为“双丁”，丁氏兄弟均博览群书，对图籍嗜藏不怠，一生专好读书治学，在其祖父丁国典、其父丁英藏书的基础上访求图书，或购或抄，在将近30年间，聚书1.5万多种、20余万卷。除有宋本40种左右、元本约百种之外，明刻精本、《四库全书》底本、名人稿本和校本、日本和朝鲜所刻汉文古籍等较多，是其藏书的主要特色，并且其中很多都曾为明清藏书家所递藏。丁氏宅院的祖居自清末、民国和抗战后日渐衰落，丁氏子孙徙居各处，八千卷楼也似“王谢旧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后人将全部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该馆辟专库贮藏，完好无损。丁氏兄弟传名后世，不仅因为家有8000卷藏书，还因为他们在战乱中尽力抢救和保护了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藏书楼走到了现代，积蓄、升华、蜕变、涅槃，图书馆成了它的最后归宿和崭新化身。面对风雨沧桑的藏书楼，余秋雨先生不禁感慨：“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从各大藏书楼创建和它代代相传的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独特而艰辛的流传方式，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良知和坚韧精神，又反映了家庭代传的封闭系统不可避免的困惑与悲剧。对于那些珍藏书籍的人来说，他们的精神生命大于他们自己的领域，因为目力所及，都是人类崇高思想的精髓，是大于世界而永恒于世界的存在。
中国深厚的文明，使每一册书籍都散发着诱人的灿烂。在莫高窟的耳洞里，我们发现了大量古代文书，史称“敦煌遗书”，其数量、内容、范围、价值，前所未有，国内外学术界以此形成了一门当代的显学——敦煌学。从此一例，中国藏书文化的博大浩翰可见一斑。季羡林先生曾感慨“中国藏书事业甲天下，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历史上图书所遇浩劫也是非常之多。罪责难逃首推秦始皇，焚书禁书，以期江山永固，万世长久，孰料过了十几年就乌呼哀哉了；曲阜孔府中的鲁壁，是孔子后人藏书于墙中，冒死抵御专制的感人场景的遗留。项羽的又一把大火，烧嬴政的皇宫烧他的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倒是明智的萧何知道藏书的重要，抢救、保存了很多重要文献，在西汉坐稳天下后，又主持建造了石渠、天禄、麒麟等藏书阁，使皇家藏书固定有序，像模像样；清代乾隆帝力倡读书藏书，主持修订《四库全书》，但在建造七阁、彰扬天一阁、集纳书籍的同时，也销毁了几千种十多万部不利于统治，语涉伪妄、抵触、违碍、讥刺、诋毁、悖逆的“不经之书”。至于民间自行闻风而弃而毁的书籍就更不计其数了。清末民国，觊觎中华文明已久的西方列强，终于有机会乘虚而入，大肆搜罗，使许多中国文人精心收罗的珍贵典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流落海外，成为远离故土的“海外游子”。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可以阅读，透视古今。今天，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国泰民安，文物书籍外流的态势终于止住了。国内的藏书界正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以期实现流散异邦的古籍文典早日“回归”。
◎融入藏书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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