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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天，上海有个叫江帆的区公安局长被捕了。具体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军统。具体证据也模糊，但模糊证据是“有人”密报。当时叫做“有人”的证人到处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导致了江帆曾经着手办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审。其实不是重审，就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军统嫌疑，在1951年的“镇反”1954年的“肃反”的量刑时，必然会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逻辑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绝大部分被加刑，死缓于是成为死刑，无期加成死缓。“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假如现在给他加刑的某位首长在将来又涉嫌中统、军统或其他旧政府部门，又要推翻现在的改判，那么二十五年就还会加上去，给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监狱当局的干部问陆焉识是不是不服审判，不服是可以上诉的。陆焉识表示自己绝不上诉，因为就他所知，所有上诉的犯人都没再回到监狱来。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这次他没有放弃上诉。上诉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败诉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上诉也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政府为敌”。
陆焉识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为重刑犯押到监狱的底层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忆录并没有细写环境，因为担忧婉喻在阅读时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够。所谓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缓犯人。但处死要一批批来，刑场的安排问题，行刑人员、行刑弹药的调配，刑场安全保卫的策划，以及各单位观刑代表的组织，都需要一些时间统一运筹，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么痛快，机枪一响，割倒一片。死刑犯们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么排的，每个人都可能今天被带到审判大会，然后直接带到刑场。偶尔有一两次，被带到审判大会会场的人又被带回来了几个，似乎是因为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给弄错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个谜。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带回来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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