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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不景气，招工名额少于往年，难得揽到一份活。这一带，家庭经济如今已经到了不外出做工就难以维持的地步。这里原来都是些土地不到一公顷的小农户。在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盖满冰雪的这块土地上，除了稻谷以外，只能种些耐寒性强的稗子和大豆。政府实行的减反政策①，挫伤了农民种稻谷的积极性。当地的土地陆续被各地的国营或私人大资本企业开发，农民相继离开家园，昔日“土地就是生命”的传统观念丧失殆尽。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对大米生产实行了价格补贴政策。这种政策刺激了稻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大米生产。但是，由于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大米需求量相对减少，出现大米“过剩”。因此，日本政府从1969年度起，采取了缩减大米种植面积的措施，鼓励稻农转种其他作物或休耕，对这一部分土地给予每十公亩三万五千日元的奖励补贴金。这一措施就是“减反政策”。“反”是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反大约合十公亩。
在这块土地上，农民们清晨顶着繁星出工，夜晚披着月光归来，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可是，收获的米却全部卖给政府，自己不能自由买卖；蔬菜的售价也总是忽起忽落。与其被土地绑住身子，干那种苦不堪言的农活，倒不如干脆进城打短工，还能赚到一笔现金，
由电视机引起的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风潮，袭遍日本每个偏僻角落的农户渔家，摧垮了朴素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人们通过电视，接受现代文化生活的洗礼。虽然身在穷乡僻壤，心却与城市生活脉脉相通。对金钱的需求，也从原来的只求维持最低生活的低标准，发展到要与现代化城市生活相媲美的高标准。这样，外出做工形成一种风气，在农村里滋生蔓延。有的地方，本来只是在农闲期间离乡，现已发展为成年累月外出；原是厂方根据农活的忙闲来招工，进入不景气时期，反倒是农民根据厂方的需求而去应募。这样，找到工作的人尚好，找不到工作的农民，由于思想早已离开土地，不肯再回到田里无所牵挂地务农。外出做工不仅夺走了农民的土地，也熄灭了他们的劳动热情。
就这样，三个人都被招工人宣传的“优厚待遇”所迷惑。这次招工没有通过职业介绍所，他们只是妄信了来人“登记事业斡旋指导员”这个职衔。这是什么职衔？登记什么？谁都不晓得，稀里糊涂地报了名。这里也有一种诱惑力：不通过职业介绍所，收入的现金无须纳税。
临出发的时候，指导员说合同中“往返旅费报销”的旅费，在到达工地前，需要应募者暂时自理。无奈，人们只好把家里仅有的钱凑到一起，买张去东京的火车票。他们对来汽车站送行的妻子千嘱咐万叮咛：“只要挣了钱，马上就寄来，你要把家照看好。”已经看不见汽车的影子了，妻子依然伫立在旷野里的车站处翘首眺望，样子着实可怜。妻子为了给丈夫买张去东京的车票，连孩子求学的伙食费都添进去凑了数。“不管干什么活，一定得挣钱寄给家里”，他们暗下决心。
然而，应募者们却被带到东京都和崎玉县交界处的工地。居住环境简陋，如同预制板搭的临时营房，室外下雨，屋内打伞；十个人挤在十二张席舖大小的地方，简直就是“窝棚”。
工作是清理建筑工地和挖坑。合同规定日薪五千元，可每周只三天有活干。一旦没有活，照样要交付伙食费和其他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工地里还有“赊帐”的名堂，从伙食费、洗澡费、行李费到买肥皂、毛巾、手纸之类日用品的钱，统统由日薪中扣除，价格比市价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更苛刻的是，工头们巧立“关照费”的名目，从工人的日薪中揩十分之一的油。这样，钱到了工人的手里就剩不了几个了。就是这点钱也攒不住，倘若接连几天没活干，还得靠借支度日。
尽管条件恶劣，他们还是含苦茹辛地干了两个月。他们知道，不景气的凄风愈刮愈烈，即便离开此地，也揽不到活计可干。合同没有兑现，苦楚也无处诉说；看工地的气氛，一旦失言，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大祸。工棚管理员就是个流氓。
三人节衣缩食，总算从贫困的生活中挤出四、五万元，先后汇给家里。干了两个月，手头只剩下四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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