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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古学就没有真正的古代史研究，而中国过去只有金石学而没有考古学，古代中国研究，靠的是传说和《尚书》等文献，局限性很大。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城子崖等处的发掘也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
明清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当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懂得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建议学部接收下来负责保存。辛亥革命后由教育部接收，后来拨归历史博物馆。1922年，历史博物馆竟以经费短缺为由卖给一家纸店。该店除了挑选一些零星出卖外，大部分打包运至造纸厂准备作为重新造纸的原料。罗振玉闻讯急以三倍价钱赎回，整理出版10册后，无力长期保存而卖给了商人。此后，日本人一再觊觎，满铁公司已经订好买约，买下后运回日本。马衡等著名学者听到消息后通过新闻媒体激烈抗议，掀起轩然大波，制止了这桩交易。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商量后致函蔡元培：“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教育部）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以成此大善事。”89 蔡元培接纳了他的建议，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建之初，他便清醒地看到，不能在传统文字学的圈子里打转，“坐看章炳麟君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90 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学术成就，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于是，他吸纳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专才，依靠他们对14省区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采集工作，建立语音实验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崛起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罗致和培养一大批杰出人才，也是这个研究所蜚声遐迩的一大功绩。20世纪中国史学界著名的大师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等人都是这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夏鼐、胡厚宣、梁思永、郭宝均、劳干、丁声树等一大批年青学者也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
仅凭上述卓越的学术领导工作，已经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况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引人注目的建树。
1947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他提交的代表作是《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前者是他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系列研究中的一篇，有的学者认为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一个伟大的著作，差不多牵涉到全部中国的古代历史”。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更指出：《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91 而《性命古训辨证》“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的问题……在中国尚为初创。其中泛论儒墨诸家之言性与天道，引起不少哲学史上之新问题，富于刺激性。其地理及进化的观点，自为不易之论”。92 他顺利当选，可谓实至名归。
维护大学应有之自由传统与学术水准
检视历史，人们无不惊叹新文化运动中有那么多青年学生破土而出，迅速成长为杰出人才。首要原因在于有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环境。想当年，蔡元培不但拨给经费，放手让傅斯年等学生们去创办包括《新潮》在内的各种刊物，而且当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向执政当局打小报告，攻击《新青年》和《新潮》如何“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93 之际，他又挺身而出，在给教育总长的复信中义正词严维护学术和思想、言论自由：“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倚。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94
傅斯年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负责校务的蒋梦麟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以致蒋梦麟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两人是功狗。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年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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