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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成为我很重要的师承。不但我个人自觉接受，而且我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我的学生传授这种治学方法。胡适的治学观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怀疑精神。他曾经说：“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文集》第五册第518页）。怀疑是所有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治学的不二法门。学问始于怀疑，这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的共识，也是真正的学者与御用文人的分水岭。这种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严格论证的方法，是现代学术应有的理性。
记者：当代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中，对胡适的关注领域可谓林林总总。你觉得对于胡适我们最应该关注他哪一点？或者说最不应该忽略哪一点？
袁伟时：胡适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如何将当代世界代表人类发展潮流的现代文化坚定地引入中国，坚持将其传播开来。在守护思想和正义上，他毫不含糊。比如，胡适虽然和蒋介石合作，但他反对国民党专制，1929年到19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里，胡适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孙中山不能批评？这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他批判一切导致专制的源泉，对专制统治毫不留情。这些立场，都值得现在的人们思考和景仰。
记者：1987年，你曾经就对胡适的评价问题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展开论战，并发表了《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等文章，影响广泛。如今已时隔20多年，当你回首往事，如何看待那场争论？
袁伟时：我跟林毓生教授在私人关系上是很好的朋友。但我确实不认同他对胡适的评价。他居然说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胡适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等等。他的观点至今都得到国内一批人支持。我认为他对现代文化与传统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偏差，对胡适的批评不符合实际。所以我一连发表了3篇文章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会让问题越辩越明，很有价值。
记者：胡适总是习惯地被人们视为鼓吹“西化”的人。但你却说他“对祖宗文化遗产无破坏之罪，而有发扬之功”，对其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极为肯定。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胡适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用英文所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中国近现代对传统文化的清理，并非是从胡适开创的，而是由梁启超、王国维开路。胡适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系统的挖掘。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早期著作之一，开风气之先。特别是他对中国中古思想史和清代学术和有关学人的研究，学术价值颇高。又比如，他率先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推崇和研究，有开创之功，对中国古代小说遗产的研究和推广，贡献很大。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片面质疑，而是在现代学术的框架下进行了客观研究、理性对待。
记者：常有一种观点认为，胡适的文学成就略逊于他在思想上的成就。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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