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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我最为看重的是文化教育。在我出生时，周围方圆几十里地，作为王阳明和黄宗羲的家乡，识字的人少之又少，肯定不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自豪的中华文化会在哪里呢？这片辽阔的土地又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当年我母亲有机会教书，我和很多同学有机会读书，是不小的事情。历史已经证明，近三十年我家乡经济的突飞猛进，第一批开拓者正是我的那些老同学和他们的学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教育文化受到极左政治的骚扰。我们最喜欢的几位老师被划为“右派”，抬不起头来了。课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政治性课文。但是，即使这样，政治与文化还是两件事。不仅数学、物理、化学仍然教得非常认真，而且语文课本里文言文的比例很高，读写能力训练很严。我那时已经到上海读中学，在学校里熟读了《论语》和《离骚》，浏览了几乎所有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英文学得也不错。
政治终于强蛮地笼罩住了文化，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我想，是因为那些“左”派政治人物看到文化实在太不听政治的话了，因此要狠狠地对文化开刀。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走的，否则不会让政治发那么大的火。
二
直到今天，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还是停留在上层政治人物的起落进退上，实在是把一场民族灾祸缩小了，太对不起那个时候遭受苦难的广大民众。
对此，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与这些研究者的看法完全不同。
德国思想家莱辛说过，那些政治人物因为地位太高，所以变得不太重要。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非常深刻。在没有政治民主的时代，地位并不具备代表性。他们在特殊的圈子里升沉荣辱，有特殊的游戏规则和因果逻辑，广大民众并不了解，也难以判断，更无法拿自己去类比，完全不存在社会的典型意义，因此当然不太重要。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民众的生态，尤其是决定一种文明能否延续的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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