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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和圣徒就义一样都会留下遗物：朗德吕家的家具在1923年出现在拍卖场上，拍出最高价的当然是那个烧柴炉，因为朗德吕“未婚妻们”的遗骸全部都在其中销毁。我们从展览得知，“一位意大利人用4万里拉将其购得”。（那它可能还在意大利？我们是否应该将它当作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审判将杀戮和惩罚集结在同一时刻，而社会新闻也是从审判着手，才激发起民众的情感。于是乎，许多展品都围绕着“著名的审判”，也并非出于偶然。自《法庭公报》（La Gazette des Tribunaux）在1825年创刊起，审判案例就在新闻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领域，不仅给伟大的作家（从司汤达到巴尔扎克再到欧仁·苏[28]），也给系列小说作者带来灵感。
关于犯罪和死刑的“黑色幽默”不仅在那些冷血的人中间蔚然成风，而且在大众媒体上也抛头露面：我们发现一份《杀人犯期刊》（Assassin's Journal）在1884年公然发行，注册机构为“杀人者联盟”（“订购者的集合地点和时间为街角午夜时分”）。不过不知道第一期之后，它还有没有继续发行下去。
“血腥客栈”（老板将熟睡中的客人杀死，将尸体抛入火炉中烧掉）是从19世纪法国犯罪新闻传递到文学和戏剧的另一类主题[最新近的例子是加缪的《误会》（Le Malentendu）]。最臭名昭著的“血腥客栈”要数佩尔贝耶客栈，客栈老板马丁夫妇和绰号“穆拉托”的管家罗谢特让很多人一夜间消失，具体数目到现在仍旧不得而知。最终他们于1833年在客栈被就地处死。从此以后，这间客栈就变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还有很多相关的明信片和纪念品。
这些血腥故事还为大众文学（它也确实紧跟犯罪报道，只要花上10生丁就能买到分期连载的臭名昭著的犯罪故事）提供了数不胜数的素材。剧院也对其趋之若鹜，个别专演犯罪作品的剧院甚至使其所在的街道获得了犯罪大道（Boulevard du Crime）的名声[马赛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在电影《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里将它搬上了大银幕]。格雷万蜡像馆以及后来的电影产业也从犯罪故事中汲取灵感：这个全新的想象世界是法国为现代世界的集体神话所做的一大贡献。
[意大利也不乏原始素材：只需想想几年前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的埃内斯托·费雷罗（Ernesto Ferrero）作品《坏意大利》（La mala Italia）。只不过我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文学文化（或者说相应的想象力）能够将这些素材完美地呈现出来。]
然而，这场巴黎展览所呈现的“社会新闻”并不只有犯罪新闻（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只有意大利才区分“犯罪新闻”和“非犯罪新闻”），还包括英雄主义、隐忍克制、见义勇为（尤其是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新闻。在大革命前夕的1787年，法国发行了一套歌颂“人民美德”的宣传册：在这些社会新闻中，不起眼的人物登上了中心舞台，充分证明了卢梭关于人性本善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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