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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有这两期节目是不够的，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威胁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开，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灾难。
紧跟着，第三期节目，我们制作了“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这期节目，请到广东省副省长与著名传媒学者喻国明，跨地连线，在SARS的背景下，探讨“政府信息公开”。虽然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那一夜，我们屡屡经受波折，但在争取、说服和适当地妥协之后，这期节目还是在第二天早上如期播出，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被我们在节目中大力呼吁。
这三期节目的播出，是在2月的中旬，几乎绝大多数的媒体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处于对SARS无法言说的状态中，这三期节目则给了同仁以提示和信心。
并没有打算结束，虽然这三期节目播出完毕，暂时已经无法再继续跟进，但我觉得，眼下没有机会，自己却不能放弃，我们的记者应当在前方留守，继续采访和记录，一旦开闸，我们有第一手的东西。不难想象，这个时候，记录的重要性和价值有多大！
记者想回北京，我开始做她的工作，甚至为她找到了一个选题：广东春节后个别单位出现的民工荒，让她原地制作这个选题并同时采访记录SARS的发展。
最后记者还是放弃，回到北京，这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有一丝遗憾。这就是一种当时凭直觉的判断，今天回头去想，记者如果能够留下来是最正确的选择，或许，这也是我提倡组内民主的“恶果”。可在当时，离开也不太坏。隋笑梅们已用创造了好几个第一的方式初步揭开了盖子，劳苦功高。同时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早回来的好处是记者们没有感染上SARS病毒，否则无法向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交代。一切的一切，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在我们播出之后，《焦点访谈》也制作了一期节目，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接受采访，谈SARS的事态，播出的节目中，强调的是有挑战但要乐观，能控制不必惊慌。但听说，他在录制时也说了一些“严峻”的话，只不过，不符合当时的大氛围，那些强调形势很危险的“警世恒言”被消解掉了，当然，做主的可不是电视台。
两个月之后，张文康因对SARS防范不力被解职，有他的同事开玩笑说：或许，他用自己的离职，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些事情吧。当然，这仅仅是个玩笑。
随着《时空连线》与《焦点访谈》的播出完毕，关于SARS的报道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复了平静，SARS仿佛只是停留在广东的一个固定区域内的传染病，不会远行，全社会在一些乐观的安慰中没有警觉，并且注意力都开始转移。对外，是那战争味道越发浓厚的伊拉克；对内，是3月初马上召开的两会。这可是一次换届的两会，万众瞩目，举世关注，祥和的气氛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田。而这时，SARS这个拥有超高智商的病毒，却开始悄悄地北上，偷偷地长驱直入，它的目标是北京，即将召开两会的中国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