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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太极算起，此时清朝坐享天下已百余年。桃子不是一天烂起来的。雍正皇帝殚精竭虑，想着还是得借助先皇余烈。二年二月，雍正皇帝把康熙《圣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而成《圣谕广训》。《圣谕十六条》仅一百一十二字，而《圣谕广训》则洋洋万言。自古皇上想做什么，自有臣子替他说出来。有个叫觉罗逢泰的侍讲学士奏请皇上，在京八旗应每月宣讲《圣谕广训》。雍正皇帝从善如流，准了觉罗逢泰的折子。
又有一位侍讲学士叫张士照的不甘落后，奏请将《圣谕广训》用于试士训蒙，县、府及学政复试童生时，必令默写《圣谕广训》一条，不错一字者才准取录。平日，各学府选拔有品行的生员朔望宣讲，蒙学则用此训迪幼童。事情到此应算妥帖，已经从娃娃抓起了。
但是，祭酒张廷璐又有折子上来，建议将军及提督、镇守使，应向所属武职宣讲《圣谕广训》。至此，从京城八旗贵族、幼童发蒙、科举取士，到全军武官，月月都要掀起宣讲《圣谕广训》的高潮。应该再没人上折子了吧。且慢，又有右参议孙勷奏请，应遴选教官，长年宣讲，化导兵民。各地官员的政绩考核，即所谓“考成”，第一条就应看他是否勤宣《圣谕广训》。
雍正皇帝如此重视教化，应是察觉到世风很不好了。事实确是如此。刑部尚书励廷仪折奏：今年应试士子投诗送文，往来拜访者不少。“场前既多奔竞，榜后必生事端。”皇上便命都察院颁示晓谕这些读书人：应试士子宜安分守法，毋得希图侥幸，如有钻营彰著者，即行拿参治罪！
雍正皇帝自己也做重视教育的表率，亲自到太学拜谒孔子，并在彝伦堂讲经论学，发布圣谕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为尊师重道，雍正皇帝又下谕旨，此后一应章奏、记注，把皇帝“幸学”统统改称“诣学”。
古人治国，最重“耕读”二字。雍正皇帝命各地切实重农务本，督抚皆有课农之责，应率全体官员悉心劝农，并咨访农民疾苦，有丝毫妨于农业者，必为除去。又命每乡择一二老农之勤作者，优其奖赏。复命各州县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者，每年举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不长，于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驾崩。雍正皇帝在遗诏里说：“十三年以来，竭精殚心，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不惮辛勤；训诫臣工，不辞谆复。虽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渐已肃清，人心渐臻良善。”但这个时候，官场风气并非雍正皇帝遗诏说的那么好。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晓谕督抚：不得无故传唤属官。此话听来轻巧，实则是官场走奔之风大盛。乾隆皇帝谕称：“督抚及其属员，均有办理地方事务之责，属员唯当实心供职，不宜以趋走逢迎为尚。”原来省府所在首府首县的知府知县，不论有无紧要公务，每日必在督抚衙门伺候。督抚同城的地方，抚传未归，督传又到，仆仆于道，奔走不遑。
奔走不遑者，绝不是田径赛跑。其中奥妙，今人自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