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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宠臣，而且宠得不像样子。年羹尧在西北大营花钱如流水，雍正一一照付；年羹尧直接插手官员的任命，雍正一一照准。他实际上是没有相位的宰相，没有王爵的西北王。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雍正赐给他团龙补服等物件，年羹尧受宠若惊，表示惶恐不安，以为“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却批示说：“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青海军事告捷，雍正兴奋异常，竟然称年羹尧为“恩人”。雍正还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他还要求“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并说：“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负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又是指天发誓，又是告诫子孙，又是训示臣民，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另一个得到殊宠异荣的宠臣是隆科多。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旧人，原先地位也不高，只是个尚书。只因为宣诏有功，便一夜之间，平步青云，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与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平起平坐。允禩和马齐是利用对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对象。所以，康熙去世九天后，雍正即赐他公爵衔，两天后又下令称他“舅舅”。从亲戚关系讲，雍正与隆科多确实分属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不同于民间，甥舅关系要皇帝承认才算数。所以这个头衔，也算是封的，不是当然的。雍正还给隆科多戴了三顶高帽子：“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还说他是“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并无突出贡献，怎么会是“圣祖忠臣”？“国家良臣”也没太多根据，誉为“稀有大臣”更不知从何说起。说到底，还是因为顾命拥立有功，因此只有“朕之功臣”一句是实。一个皇帝，为了酬劳功臣，竟不惜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稀有皇帝”。
然而年、隆二人的下场也很稀有。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无缘无故被免去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七月，被革去将军职衔。九月，被捕下狱。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尽。隆科多则在官职一降再降后，于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处终身圈禁，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这两个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几乎在顷刻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连旁观者，也都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同样让人感到惊诧莫名的，是对钱名世的处治。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和年羹尧同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中举，算是“同年”。这一回，又成了年羹尧的“同案”。钱名世的获罪，是因为曾写诗吹捧过年羹尧。年羹尧功高盖世，权倾朝野，吹捧过他的人很是不少，其中就包括雍正皇帝。但雍正可以翻脸不认人，钱名世却翻不得脸，只能任由雍正处置；而雍正的处置，则又是一番“出奇料理”。他认为，惩罚要有针对性。怕疼的人，打他的屁股；怕死的人，砍他的脑袋；爱财的人，抄他的家产；一心想往上爬的人，就罢他的官职。这些惩罚，对文人都不合适。文人最重的是清名。罢他的官，他会说我正想归隐山林；杀他的头，他会说我正想名垂千古；把他流放到宁古塔、海南岛，他说不定又多了些写诗的材料。如此，岂非反倒成全了他？
雍正的办法是要让他臭名远扬，背着千古罪名永世不得翻身。在下令将钱名世革职、发回原籍的同时，雍正还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赐”了一幅字给他，二是命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写诗给他送行。皇帝给臣僚赐字，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得到“御笔墨宝”的官僚，都把这引为莫大的恩宠和荣幸，要制成匾额，悬挂在门口或堂上，以为光宗耀祖。官员被贬，同僚送行，也是沿袭已久的惯例，无非表示“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人情也在”，不至于“人一走，茶就凉”。那些感情比较好、思想观点比较接近的，还会写诗相送，也无非发些小牢骚，或说些劝慰开导的话，诸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或“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类。然而这一回却很“出奇”。雍正手书的四个字，是“名教罪人”。儒生以维护名教为己任，为生命，雍正称他为“名教罪人”，就等于从精神上心理上要了他的命，同指控清官为污吏、节妇为婊子差不多。问题在于，别人被指控，还可以申辩，钱名世却申辩不得。不但不能申辩，还得把这四个字挂在门口，让众人前来参观，指指点点，议论嘲笑。至于京官们所写的送行诗，当然都只能批判和讽刺。其中最为雍正所欣赏的，是詹事陈万策所写“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意思是说钱名世和戴名世（此人因一篇序文而获罪）是同样的罪，钱亮工和周亮工（一说年羹尧字亮工）也一样的奸。这四百多首批判讽刺诗，编成了一部诗集，由钱名世自己刊刻进呈，再发到各省学样，以为“无耻文人”之戒。这就等于要钱名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指着鼻子骂自己，而且还要自己掏钱请人来看。据说，钱名世出京时，上千官员抬匾送行，四百八十人写诗羞辱，上万百姓上街围观，文人的面子丢了个干净，真正的“斯文扫地”。
雍正这件事，确实做得过分。钱名世这个人，或许确实是“无耻文人”。据说他平时品行不端，曾在修纂明史时剽窃了自己老师万斯同的手稿。万斯同去世时，他又借操办丧事之际，将万斯同数十万卷藏书窃为己有。但这一次的行为，却未必更可耻。何况钱家名门望族，五世七进士，江南武进有名的书香门第。钱名世自己也是两榜出身的“探花郎”，却要在祖宅门前，高悬“名教罪人”四字匾额，不但祖宗被辱，自己丢人，而且连子孙都会抬不起头来。士可杀而不可辱，钱名世受此奇耻大辱，真正生不如死。
钱名世当然多少有点咎由自取，谁让他去捧年羹尧的臭脚呢？他也应该吸取教训。一个文人，如果掺和到官场是非当中去，清名节操什么的，就不大容易保得住了。所以，文人最好离功名利禄这些东西远一点，方可保住一生的清白和宁静。不过，这不该他雍正来教训，也不是这种教训法。俗话说，打人不打脸，伤人莫伤心。雍正对钱名世的惩治，又打脸，又伤心，并不能让人心服，只能让人觉得他尖酸刻薄。
雍正为人，确实相当刻薄。他喜欢给人扣帽子，喜欢用扣帽子伤面子的办法来整治人。比如他就曾亲笔为允禩党羽阿灵阿和揆叙题写墓碑。阿灵阿的碑文是“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的碑文则是“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雍正连死人都不放过，哪里会饶得了钱名世？因此他不但题了匾，还命令常州知府、武进县令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宅查看匾额的悬挂情况。也就是说，不但要把钱名世钉在耻辱柱上，还要钉得死死的。
其实，不要说是钱名世这样的“罪人”和阿灵阿那样的“奸臣”，便是那些错误犯得不大的官员，雍正也不放过。提督（省军区司令）张耀祖被革职后，罚往军前效力。张耀祖上折谢恩，并表示“不敢有负领兵之责”。雍正批示说：你已经辜负了领兵之责，还有什么脸说这句话？再有差错，还有脸活在世上吗？朕写这几个字时，都羞愧得朱笔滞涩不畅，“未知汝为何存心也”！犯官承蒙宽大处理，上折子谢恩也是惯例。只因一言不合，就挨了脆生生一记耳光，只好自认倒霉。还有一个名叫毛克明的官员也很倒霉。雍正任命他做海关监督，他上折谢恩，又兴致勃勃地请雍正“俯垂明训”。没想到雍正一盆凉水浇下来，说朕已经把你提拔到都统一级了，还要什么指示？“但取出良心来办事，银钱不如性命颜面要紧”，就这两句“粗俗之语”，你能做到便什么都行了。做不到，“便批你千百言锦绣文章”，又有什么用！毛克明自讨没趣，也只好感叹雍正这主子真不好伺候。
甚至就连雍正信赖重用的人，一不小心也会被他手里的那支朱笔刺得心里流血。四年（公元1726年）十二月，詹事陈万策（也就是写诗讽刺钱名世写得最好，被雍正赏了二十两黄金的那个人）回到家乡。为了摆谱，就向福建陆路提督（陆军司令）丁士杰借轿子和仪仗用。雍正听说以后，认为丁士杰拍马屁，勃然大怒，将丁交部议处。丁士杰是从一品的高级干部，陈万策则是正四品的中层官员，丁士杰怎么会去拍他的马屁？借给他轿子和仪仗，只不过碍于情面，抹不开脸罢了。因此丁士杰上折子为自己辩解，却挨了雍正劈头盖脸的一顿，又是“无耻之极”，又是“天良丧尽”，骂得狗血喷头。丁士杰说自己一贯洁身自好，从来不敢欺隐，从来不敢逢迎，雍正朱批说好一个无欺隐，好一个不逢迎。丁士杰说自己从来不知如何巴结上司，雍正朱批说你是不知道巴结上司，你只会巴结钦差、巴结京官么！最后雍正批道：“愚贱小人之态露矣，‘卑贱无耻’四字当深以为戒，莫令人指唾。”丁士杰不就是借了轿子给陈万策吗？怎么就至于“无耻之极”、“天良丧尽”呢？不就是为自己申辩了几句吗？又怎么就至于“卑贱无耻”、“令人指唾”呢？雍正的纲，也上得太高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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