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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根本，因而人们应该在端正学习方向的前提下广闻博知。“首孝弟，次见闻”正反映的是古人这种重视德育的思想。《论语》中有这样的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行”和“文”分别指的是道德行为和文化知识。孔子强调要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文化知识教育之前。除孔子外，古代很多思想家都强调过这一点。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一个教育者的职责，首先是“传道”（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才是“授业”（传授业务知识）和“解惑”（解决疑难问题）。随之提出“好学”、“力行”、“知耻”三个步骤，特别强调“知耻”是做好“好学”和“力行”的原动力。
在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方面，古人强调要“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古人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段话，是儒家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这一程序性行为纲领的起始就是格物致知。由此可见，这一思想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这个词的解释古人却没有定论，现在一般的解释是：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更深层次的意思是：透过物质的表面而了解其本质，从而达到智慧的境地。这就给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看事看物，甚至看人都不能仅从表面入手，应该尽力了解其本质，这样才能到达“至善”的境界。关于如何认识事物，《礼记·大学》有这样的说法：“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要研究物象必定要知道物象的根源和枝末。要通达事理，就必定要明白事理的先后得失。那么如何“知人”呢？古人认为首先就是要看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历史真迹，因为文学最可以反映一个人的自然状态，而历史真迹是最为客观的存在。其次，就是要了解哲学，因为哲学是一个人思想的足迹。
除此之外，古人还认为外出游历是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必要步骤。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为以后写作《史记》积累了丰厚的素材。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英国培根就说过：“对年轻人来说，游历是教育的一部分”，这和我国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不谋而合。这是我国古人治学的态度，也是古人对于做人的一种终极追求。生活在全新时代的我们，除了可以从自身的经历以及书本中了解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网络，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俗话说“有得必有失”，确实不错。功能强大、使用便捷的工具极易使我们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迷失方向。更为可怕的是，这让我们养成了懒惰的习惯，不会主动地学习和思考。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在试题下面写着“百度一下，就知道”的中学生的试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注释我国采用十进位算术方法：数由一开始，由一到十，由十到一百，由一百到一千，由一千到一万。
心解数这四句话讲的是数的基本知识。数学是我国从古至今的基本教学内容。《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所谓的“六艺”，数学就是其中之一。和我国类似，西方国家有“七艺”教育——文法、修辞、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其中也包含了数学，可见人们对数学教育的重视。下面，我们就具体来介绍“六艺”的内容。
数学古称算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数学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学问的基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以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为重要标志。656年，唐初统治者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带动了数学的发展，出现了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明清时期，我国数学的发展经历了中西融合的阶段。由此可见，数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的结果。人们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同时受到归纳、推理思想方法的训练。数学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了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当前，随着电脑应用的普及，信息的数字化和信息通道的大规模联网，依据数学所作的创造设想已经达到即时试验、即时实施的地步。数学技术将是一种应用最广泛、最直接、最及时、最富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实用技术。
何谓“礼”？古人认为“礼”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管子·牧民》中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自古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曾为司礼之官，且少即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官。如唐代设立有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六个部门，明代则设置太常司，太常司设卿、少卿、丞、典簿、协律郎、博士，赞礼郎。古时的“礼”并不仅指礼貌和礼仪，更是保持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称之为“礼治”。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尊尊就是要求奴隶和平民服从奴隶主贵族，不得逾越。孔子也主张“为国以礼”的礼治论。他认为剥削阶级享受特权是“天下之通义”；人们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乐兴，刑罚中；礼之用，和为贵。他还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刑罚只是辅助手段。
关于“乐”的内容，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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