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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证据表明，当时绝大多数苏联官员和人民并不想与西方对抗，而是更愿意集中精力进行和平重建。然而，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东欧的行为是蛮横的。在中东和远东，苏联也竭力想获得军事基地、石油特许权和势力范围。所有这一切，连同意识形态的说辞，逐渐使莫斯科与美、英两国发生对抗。一个元气大伤、满目疮痍的国家怎么可能对抗得了西方呢？苏联的国际行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国内外因素呢？斯大林的目标与战略又是什么呢？
<h3>胜利与宿醉</h3>
对苏联的公众来说，抗击纳粹的战争有一种解放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不问青红皂白的国家恐怖常常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一个人可能今天是“苏维埃儿女”，明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这种大恐怖给社会造成的麻木不仁在战争的煎熬中消失了，许多人又开始了独立思考与行动。人们在战壕中再次建立起了同志友爱和彼此的信任。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跟一战时的欧洲各国一样，苏联也出现了“前线的一代”或者说“胜利的一代”。这些人属于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满足了在国内难以得到满足的对友谊、团结、合作的需要。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体验。
战争还有其他深刻的影响。在苏联1941～1942年的大后退期间，官方的无能、失误、自私和谎言，削弱了党政机构以及许多官员的权威性。东欧的解放让许多人摆脱了苏联那种患有恐外症的环境，第一次看到了别样的世界。战争的牺牲证明了在志愿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价值。反抗纳粹主义的正义之战的精神以及国外的经历，使他们梦想着政治与文化的自由化。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结盟似乎让人看到了开始注重公民自由与人权的希望。即便是那些头脑冷静的名人，也有了相同的梦想。在与记者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交谈中，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y）想知道：“战后会怎样？因为人民已今非昔比。”曾经属于斯大林小圈子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许多从西方归来的苏联人都“变得不一样了，眼界开阔了，要求也不同了”。当时到处洋溢着一种新的感觉：觉得应该得到当局更好的对待。
1945年，苏军中有一些受过教育、思想高尚的军官，感觉就像“十二月党人”一样（从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回国的、受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浸染的优秀的俄罗斯青年军官，后来成了“十二月党人”，即反抗独裁统治的武装叛乱的组织者）。他们中的一个人回忆说：“当时在我看来，就跟1812年战争后一样，继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必然也是社会与文学的活泼泼的复兴，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到这场复兴之中。”这位年青的战争老兵期望国家“不只是用免费的乘车券，而是用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参与权”来回报他们的苦难和牺牲。在他们当中就有未来的自由思想者——他们将参与斯大林死后社会文化的“解冻”，并将最终成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者。
战争的体验对于塑造苏联人国家认同的影响，超过了自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事件，而这对于俄罗斯族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意识相对于苏联的其他族群而言，一向相当淡漠。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人成了党政官僚系统中新成员的主体，俄罗斯的历史也成了官方新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柱。电影、小说和历史书籍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描写成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大公与沙皇，也就是这个大帝国的“聚拢者”，取代了英雄万神殿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位置。但是，正是德国的入侵让俄罗斯人对国家团结有了新的认识。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炮兵情报军士和莫斯科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未来的院长，1944年7月在日记中写道：“俄罗斯人前途无量，他们属于世界上最有才能、最有天赋的民族。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离经叛道的行为。”在胜利日这一天，他写道：“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洋溢着自豪与喜悦：‘我们俄罗斯人无所不能！’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而这是我们未来安全的最好保证。”
战争也暴露了苏军各种丑陋和被压抑的方面。斯大林主义不仅使苏联人民深受其害，还令他们的体面与正派荡然无存。苏军的许多新兵都曾经是街头的小混混和贫民窟的儿童，从来没有养成文明的城市生活习惯。在数百万苏军官兵越过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边界时，其中有些人就丧失了自己的道德意识，疯狂地抢劫、酗酒、破坏财物、杀害平民和强奸。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其他地方，这支军队针对平民和财产的暴行也是一再发生。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经历过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战火的那些英雄们的丑行”，让苏联军事记者格里戈里·波梅兰茨深感震惊。要是俄罗斯人民在争取公民权利时也表现出同样的干劲就好了。
带有俄罗斯中心论色彩的新的爱国主义，养成了一种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残暴。柏林战役奠定了俄罗斯人这种新的伟大感的基础。战无不胜的新神话压抑了对刚刚过去的浴血厮杀的记忆（从军事角度来看，这种记忆没有必要），压抑了对针对平民的暴行的记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许多人心甘情愿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都一样。战争老兵、作家维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回忆说：“胜利者不受审判。我们当时原谅了斯大林的所有罪行！”几十年来，许多战争老兵一直把胜利日当作国家的节日来庆祝，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把斯大林当作领导他们取得战争胜利的人为他干杯。
在现实生活中，战争造成的种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都混杂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开。从欧洲带回家的小饰物、衣服、手表等战利品，与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国产品有着相同的效果。它们让俄罗斯军人、工人及其家属进一步意识到：与国家的宣传相反，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可能生活得最好的世界中。同样还是这些公开抢掠和骚扰欧洲平民的战争老兵，对内务部和“间谍死神”这两个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官员也开始不放在眼里。他们中有人当众质疑官方的宣传人员，而且在党的会议上也不愿再保持沉默。大量的报告提到：官兵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甚至散发传单，号召“推翻不公正的政权”。“间谍死神”的报告说，有些军官发牢骚，“要把社会主义妓院炸上天”。在驻奥地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中，这种情绪特别明显。
这种反叛的情绪从来没有变成反叛的行动。在竭尽全力打赢了战争之后，多数老兵在社会中又陷入了麻木，并试图让自己适应日常的生活。波梅兰茨回忆说，“1946年秋，许多复员的官兵都丧失了他们的意志力，变得懦弱了”。在战后生活中，他认为，“我们所有人，连同我们的军功章、奖章和嘉奖，都变得一文不值”。在农村，在小镇，以及在城市的贫民区，许多人变成了酒鬼、懒汉和窃贼。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城市，那些未来会成为领导人的年轻老兵们发现，参加党的工作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出路。有些人选择了这条路。另外也有许多人通过紧张的教育以及青年人喜欢做的事情即恋爱和娱乐找到了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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