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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柜台后，昏暗的灯光下，服务员出现了。一张影影绰绰的脸庞上，惟独能够看得清楚的是那径直看上去时几乎遮住眼睛的眼皮。这时，梦才继续做下去了。看着这眼皮，母亲的身影突然鬼使神差地浮动在我的眼前。她把酒杯放进水盆里，拿针别起一张付款单，冲洗铜餐具。她的目光瞬间击中了我，嘲笑我，让我不可捉摸。这时，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油然而起；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一种震撼，一种对更大的梦的神迷。在这个梦里，那个病怏怏的女人又恢复健康了。她装扮成服务员，蹦蹦跳跳地迈着大步走过这家分店，从后跟敞开的服务员高跟鞋里闪现出那丰满白晳的脚跟。母亲获得了多么壮实的两条腿，多么充满活力的圆臀，多么高高竖立的发式。她与村里的大多数女人不一样，虽然只会几个斯洛文尼亚词语，可她在这里就是说个不停，和旁屋一群看不见的男人寒暄着，完全无拘无束的样子，甚至有些盛气凌人。毕竟她不是弃儿，不是难民，也不是德国人，而始终声称自己是外国人。瞬间，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感到羞愧的是，这个女人连同确定的行为举止、哼唱、大笑声和敏捷的目光居然会成为自己的母亲。然后，我打量起这一个个人，打量起这个异乡女人，从来没有如此仔细：是的，直到不久前，母亲也是拖着这样的唱腔说话，而且每当她真的开始唱起来时，儿子就要堵上自己的耳朵。在每次那么大的合唱中，总会立刻听出母亲的声音来：一种颤抖，一种震动，一种热烈的声响，与那位听者相反，这位歌唱者则完全陶醉其中。她的笑声不只是高亢，简直就是疯狂，是呐喊，是爆发，有高兴，有愤怒，有苦衷，有蔑视，也有判决。还在患病最初的痛苦中，那与之相应的叫喊听起来就像是惊异的大笑，半是高兴半是愤怒的大笑，她竭力靠着自己那歌唱的颤音要驱走那大笑声，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无助了。我想像着回荡在我们家里的各种声音，父亲咒骂着，姐姐自言自语地嘟哝，又是傻笑又是哭泣，母亲从一个村口直笑到另一个——林肯山村是一个狭长的村子。（我在想像中看到自己总是默默无声。）于是，我发现母亲的举止不仅像眼下这个服务员一样盛气凌人，而且颇有统治欲。她始终打算经营一家巨大的旅店，让所有的雇员都成为她的仆人。我们的家底不大，可她的胃口却不小：在她的叙述中，我哥哥总是作为被骗去了王位的国王出现的。
在她眼里，我被看做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与此同时，她一开始就怀疑我能不能担此重任。有时候，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会凝固在一种没有一丝怜惜的同情里。至今，我已经一再被人所描述，有神父，有老师，有姑娘，也有同学：然而，从母亲那无声无息的目光中，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如此的描述，我由此不仅认识了自己，而且也看到自己命该如此。我深信，她并不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那些外在的状况才如此凝视我，而是从我降生的瞬间就已经开始了。她将我高高托起，捧到光亮的地方，笑着弃之一边，从而宣判了我的命运。同样，为了证实自己，她后来又捡起了这个在草丛里手舞足蹈和出于生存的欲望而尖叫的小孩，将他捧到阳光下，笑着看他，从而又宣判了他的命运。我竭力想像着。此前哥哥和姐姐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我却怎么也想像不出来。惟独我使她的目光在通常情况下显得那样缺少怜悯，紧接着就爆发出惊叫：“天哪，我们两个人！”她时而面对一个被推上屠宰台的牲口也会发出这样的惊叫。虽然我很早就有被人看在眼里，被感知，被描述，被认识的需求——但却不是这个样！比如有一天，不是母亲，而是那个姑娘说了声“我们两个”时，我就感到自己被认识了。在教会寄宿学校度过的岁月里，姓就是陪伴着我们的称呼，谁也不例外。当我在普通学校里第一次被同桌的女生完全无意间直呼大名时，我感受到这就是一种使我如释重负的描述，甚至是让我松口气的爱抚。直到今天，这位同桌女生的秀发依然闪耀在我的眼前。不，自从我能够看懂母亲的目光以来，我就知道：这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与此同时，在这二十年里，她事实上已经两次挽救过我。我从布莱堡的普通中学转到高级中学，根本不是出于父母的什么厚望，儿子将来会更有出息。（我觉得，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都深信，我要么就是一事无成，要么就是“与众不同”。他们这么说，更多包含的是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要说转学的主要原因吧，那是在我十二岁时，有了我的第一个敌人，而且立刻就成了死敌。
在村子里，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向来都司空见惯。大家都是邻居，而且由于近邻关系，各种不同的性格特点往往难以相容，就是成人也莫不如此，老人亦不例外。过后好一阵子，相互形同路人，谁跟谁都不打招呼；你装着在自家屋前的院子里忙碌，而就在你眼皮底下的邻居屋前，他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忙碌的样子。突然间，尽管没有围栏，乡邻间却划起了不可逾越的分界。哪怕在自家屋里，假如一个孩子觉得受到了某个家庭成员不公正的对待，似乎就会按照古老的习俗，自己站到客厅一个划清界限的墙角去，面对墙壁，一声不吭。在我的想像里，一到这个时候，村子里的所有客厅就组合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多角形空间，其中每个角落都被那些孩子占去，他们相互背靠背，闹来闹去，别别扭扭，直到终于有一个人或者全部同时（事实上常常也就是这样）说出打破僵局的话或者笑出声来。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人会把别人称作朋友——要说起来，就是“好邻居”——可也没有无休无止的争吵会导致持久的敌意。
还在我遇到自己第一个敌人之前，当然就经历过被人追踪的事。这样的经历多多少少地决定了我后来生活的走向。然而，在当时，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这个来自林肯山村的孩子受到来自另外一个村子一群孩子的追踪。那里的孩子们去学校的路程要比我们远，比我们艰难；他们要跨越过一条深沟，因此自视比我们强壮。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要共同走到一个岔道口，通常都是“胡姆查赫人”追赶“林肯山村人”。尽管那些人年龄并不比我们大，可在他们身上，我却从来都看不出一群孩子的面目。（如今面对墓碑上那些英年遇难者的肖像，我才恍然觉得他们一个个多么年轻，多么孩子气，就是成了小伙子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久久地奔跑在一条乡间马路上。恰好在这个时分，那里根本也没有车辆过往。我们的身后回荡着一群闹事者咄咄逼人的怒号，看不到脸面，两腿粗壮，两脚笨拙。他们挥舞着大猩猩一样的长臂，就像是棍棒；挎在背上的书包就像是冲锋时的背囊。有好些日子，等我知道已经穿越过原始森林的危险，经历了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如此地饥饿，便留在布莱堡这座保护你的小城里。平日总是牵记离开这里回家，可到了这个时候，它在我心里是很可爱的。然而，事情后来可谓出现了转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转变，是骤变。又有一次，已经过了城界，我听到身后那正因为不可理解而显得如此咄咄逼人的怒号。于是，我让同村的孩子们快跑，自己却坐到那个岔道口的草丛里。这条马路和那条交汇道路的三岔口在这里围起了一块三角地。就在他们向我冲来的时刻，我很自信，我是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坐在这三角地里，伸开两腿，朝南望着拜岑山脉，南斯拉夫边境就绵延在那山峰的高处。我相信自己会安然无恙的。我所看到的，同时也是我所想到的，我仿佛感觉这就是心灵的标志。到后来，不仅我安然无恙，而且那帮追赶的人靠近时越来越放慢了步子，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追寻着我的目光。“那山顶上好美啊！”我听到有人说。“我曾经和父亲一起登上去过。”我挨个儿打量着他们，发现这群家伙瓦解得零零散散的。他们从身旁溜达过去时笑着看我，仿佛我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自己也因此变得轻松了。谁也一声不吭，可显而易见，随着这个瞬间，一切追赶都停止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心想着那一伸一屈的两腿和拖拖曳曳的步伐：比起我来，他们还要走好远啊。而在距离中，一种亲密的感觉油然而起——在自己村子里，对那些邻居的孩子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感觉。因此，后来接着在时间距离中，这群胡姆查赫孩子乱作一团跌跌撞撞，卷得尘土飞扬，声嘶力竭的吼叫让恐惧传向四方。这一切变成了一个舞蹈和跳跃的队列，而今依然在童年的乡间大道上扬长而去，犹如一群部落成员，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图像中存在下去。（事后我自然浑身都打颤，久久地在草地上无法挪动身子。我靠在那儿的木头奶站上，默默地背诵着那些数字。）
相反，要对付我的第一个敌人，却什么招也没有了。他是邻居的儿子，白天挨母亲打，晚上挨父亲揍，一天到晚，没完没了。（我在家里从来都不会挨打，取而代之的是，父亲生我气时，常常就在我眼前自个儿不是捶胸，就是打脸。可更有甚者，他会握紧拳头，狠劲地捶打自己的额头，直打得他不是踉踉跄跄地向后摇晃，就是双膝跪倒在地。可是我哥哥就不同了，尽管他只有一只眼睛，可是据说他不光是挨打，而且常常整个下午被关在屋后的地下室里。在这个用来储藏土豆的地下室里，我哥哥只要一闭上那只独眼，无疑要比他睁着那只眼时看见的要多得多。）我那个“小敌人”——相对那个后来的“大敌人”，我现在这样称呼他——可是不会动手的。尽管如此，他一下子就成了敌人，一眼就是了，好久什么都不用再说了，甚至连再看一眼都用不着。没有习以为常的吐舌头，吐唾沫，使绊腿。儿童敌人不用声明，仅仅就是怀有敌意。他的敌意会爆发为突然袭击。
有一天，教堂里在朗读新约四福音书，大家都站在那儿。这时，我觉得膝窝后面挨了轻轻的一击，几乎只是没有使劲地撞了一下，可是却足以让我支撑不住。我转过身去，看见那个家伙在独自出神。从这个时刻起，他就再也没有让我安宁过。他不打我，不扔石块，也不骂我——只是堵住我的去路。只要我一出门，他就跟在身旁。他甚至闯到家里来——在村子里，小孩去邻居家串门，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挤着我的身子，一点也不显眼，平常谁也发现不了。他从来都不会动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用肩膀轻轻地顶你（甚至连踢球时的冲撞都说不上），看上去，仿佛他要友好地向我说什么悄悄话似的。而事实上，他要把我挤到一个墙角去。然而，他通常压根儿都不会碰我一下，只是故意学着我的样子。比如说，不管我去哪儿，他就会冲出灌木丛，跟在我身旁，学着我的架势舞来弄去，同时迈起脚步，以同样的节奏甩起手臂。我一跑起来，他也跟着跑；我一停住步，他也跟着停下来；我眨一眨眼，他也跟着眨。此刻，他从来都不会看着我的眼睛，只是打量着它们，就像其他身体部位一样，目的是尽可能早地捕捉到每个动作的苗头来重复它。我常常试图使他对我的下一步行为产生错觉，故意朝着错误的方向接着又迅速掉头转向。然而，你永远都不会骗过他。他以这样的方式与其说是学着我的样子，倒不如说使我黯然失色，我成了自己影子的俘虏。
平心想一想，他或许只是讨厌。这种讨厌劲久而久之自然会变成一种敌意，搅得你永无宁日。那个家伙始终与你形影相随，即便他本人不在我身旁。每当我高兴的时候，立刻又会失去这种兴致，因为我在思想里看到它被我的敌人模仿，而且这样被否定了。其他生存感受——自豪、哀伤、愤怒、爱慕——同样如此：在影子游戏中，它们立刻就会失去其真实性。凡是我感觉自己最有生气的时候，在专心致志的时候，这个敌手就趁机而入，切断我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哪怕是我与这个对象之间才出现一丝一毫的接近，不管它是一本书，一个水上广场，一座田间小屋，还是一只眼睛。在这种持久的、犹如在无声无息的鞭笞下进行的追逐中，没有仇恨能够表现得如此难以忍受。我无法理解会受到如此仇视，并竭力要求得到和解。可是他就是不买账，他压根儿就无动于衷，只是一个劲学着我寻求和解的样子，完全不假思索。再也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个梦会过得没有我这个守护者。后来，我终于第一次朝他吼起来，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洗耳恭听：这吼叫声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象征。可最终动起手的就是我。当时我十二岁，在和那个家伙扭打中，我再也不知道我是谁；也就是说，我什么再也不是了；再就是说，我变得凶恶了。我的童年敌人告诉了我（我深信不疑，他明明事先就是这样预谋的），我凶恶了，我比他凶恶了，我是一个恶人。
起初，我不过是拉开挥来挥去的架势抵抗，更像是一个快要溺死的人四处抓来抓去的样子。尽管如此，这家伙也不向一旁躲闪，相反却把自己的脸伸过来挑衅。面孔贴得如此之近，也许就像在一个坠落的梦境里，接近撞点了。我顺手抓上去，这可不仅仅是抵抗的一种反射，而且也是态度的表现，承认，人人都期待已久的表白：我跟这家伙平分秋色。由于我动起手了，我终于承认是一个比自己的敌人还要更为凶恶得多的敌人。说实在的，在接触到别人的唾液和鼻涕时，我有一种双重感觉，既暴力，又冤屈，这种感觉我永远都不想再经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胜利的面具：“对你来说，再也没有任何退路了！”于是，我就一脚踹到他屁股上，用尽浑身的力量！他没有还手，只是忍受着，扮演出一副不可动摇的怪相。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这天起，在所有人眼里，可以说我成了“打他的人”。他现在就有理由和权利，永远不再让我安宁。我们迄今暗自较劲的敌意变成了一场战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斗出个名堂来，可是这样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只有我们俩共下地狱。后来有一次，他父亲发现我打他儿子，就直奔过来，把我们拉开，将我推倒在地上，用他在牛圈干活的鞋子（吼着尖细的嗓门，连连不断地诅咒我这，诅咒我那，而我父亲平常只是在诅咒滑坡、雷电大火、冰雹和破坏房屋和地板的害虫时才这样无以复加地一吐为快）在我身上踩来踩去。这事让我感到幸运——再说是我确实懂得的独一无二的幸运，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十多年之后依然如此。
遭受了这次虐待后，我的话就多起来了，并且能够向母亲（是的，她）叙述那个敌人了。每次叙述都是用一个命令句开始：“你听着！”用另一个命令句结束：“你可要管一管啊！”母亲成为行动者，在家里向来如此：她说干就干起来了。她借口神父和老师劝说她，就领着这个十二岁的儿子去参加寄宿学校的招生考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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