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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件作用为支持四方。革命较安定的各省，多以上海马首是瞻，仿效上海军政府组织法。革命近于人自为战，但亦一盘散沙。浙江革命后组织，即是到上海向膺白索取的蓝本。葛湛侯先生《悼膺白学兄》文中记辛亥（一九一一）一节曰：“膺兄既毕业于日本……其关心最切，联系最密者，则故乡之革命策动也……清廷起用袁世凯，驱其北洋久练之众……直压武汉，革命势力岌岌其危……陈公英士已在上海准备响应，浙江内部亦已筹划成熟。不意南京第九镇举事不密，为张勋铁良等所败，于是武汉之势益孤，各地响应之呼声虽盛，而实力莫举。膺兄与英士先生遂决举平时苦心准备之沪浙两地，相继起义，时为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则为翌日十四日也。是役予忝列参谋，接洽颇审。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视听所系全国金融总汇之上海，则武汉新挫之众，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师，何以收容，而袁世凯等之赞成共和，更岂若是其易易耶？”湛侯先生是我堂舅，与膺白在浙江武备同学，其入同盟会系膺白所介绍。辛亥浙江起义，由上海密运武器到杭，均预置其寓所，攻南京时为浙军参谋，作战计划是他所拟。
上海对南京临时政府，上自各省代表之接洽，下至总统府庶务之微，均为第一准备站。战事若再延续，最急切的责任亦在上海。中山先生命膺白为兵站总监，筹备北伐后方之事，而膺白乃沪军都督之参谋长也。膺白所领的一师兵，本隶沪军，为第一师，克强先生为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改为第二十三师，隶中央政府。廿三师原来驻区在松江以北至上海北站，渐渐进驻南京，故后来留守府及江苏都督府的卫队都有廿三师的兵。膺白往来沪宁，日不暇给，铁路局为之添开夜车。黄伯樵先生《怀黄膺白先生》文：“克强先生在南京组织元帅府，并筹备组织临时政府，余亦效奔走于其间。政府成立，大总统孙公与陆军兼参谋总长黄克强先生，均时时以重要国事咨询先生。其时上海为各方政治军事总枢，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奔走京沪，顾此失彼，因由沪军都督府商于当日之沪宁铁路当局，行驶夜车；京沪路之有夜车，实自先生始。”伯樵先生是辛亥（一九一一）随克强先生在汉阳又在南京的人。提起廿三师，后来南北议和，没有战事，故亦未见战功。惟有两点非常之事，其一自请解散，其二出了国家不世之才。朱铎民（镜宙）先生《内政外交中之黄膺白先生》文：“诸藩归政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基点，日本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式之国家者，实皆出自当日诸藩热诚爱国，以军政大权举还国家之所赐。膺白先生当辛亥……统一告成，即以解散二十三师请，以为军权归还中央之首倡。其眼光之远大，爱国之热诚，当世宁有其匹，惜乎继起无人。”若以后来癸丑（一九一三）成败论，则这一举是书生之见，功过不可知。
上海在辛亥（一九一一）第三件贡献为本身秩序安定。其他各省在短期内易长之事频见，人事纷更，即浙江亦未免，独上海有始终如一之健全组织。上海贴近租界，国际观瞻所系，自发难以至结束，无扰乱可与人以口实之事，此亦不能不归功于上海当时有一支节制之师。廿三师虽属新练，然士兵系浙东纯朴农民，官佐系留日士官或浙江武备出身，都受过专门教育，亦大半为同盟会同志。张岳军（群）先生以四川人而在廿三师，蒋先生（时犹名志清）的一团则由宁波而来会合。当时一般组织，不免才散而逾量，独廿三师有精选集中之效。其后编遣之易，亦因当事者均有国家观念，不以一点武力为已足。
上海虽对辛亥（一九一一）有上述贡献，然上海已竭其力，上海仅一商埠而不是一宝库。短期间，一家惟一的商办银行“信成银行”，其协理沈缦云先生为上海革命后财政司长，发行沪军军用票以致信成银行破产清理。中山先生抵沪之日，宁沪同志望眼欲穿，急于知海外归来，有何外交助力和华侨捐款。二者为革命党所急需，而后者尤为燃眉之急，均非一般同志所曾接洽。实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南北已停战，开始议和，捐款并无所得。
（三）再说握北洋新军实力之袁世凯。所谓北洋新军系指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所练的一系，亦即其后来为祸中国二十年的北洋军阀。袁初在天津练兵，后在天津任北洋大臣，故其军队长期在其个人势力下，不与其他新军同类。又因近在辇毂，举足轻重，亦较其他军队形势重要。戊戌政变之前，光绪擢升袁氏，谭嗣同深夜造访，都因他有此力量，欲用其力以除顽固之西后；而袁终泄露机密，致变法不成，六君子就戮，康梁远遁，光绪幽闭终身。迨宣统继位，系光绪之侄，载沣摄政，系光绪之弟，不忘父兄之恨，贬袁归田里已三年矣。武昌起义，清廷无法应变，而北洋新军在肘腋间，遂不得不起用袁氏。旬日之间，命为湖广总督，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为内阁总理大臣。湖广者，革命起义之处，节制各军者，期北洋新军之用命，总理内阁则交付政治谋议和矣，可见时势之急转直下。袁未必忠于清室，亦无情于革命，然为大义不能篡清室，为人心不能打革命。于是挟革命之势以迫清帝，恃北洋新军之力，使革命胜负不可知，而双方均不得不就其范。观吴禄贞之被刺，与滦州起义不成，显然革命势力不许延至近畿之意。最后由北洋新军将领联名请清帝退位，还有旧交故吏种种策划，终成就其一人之欲望，此均有线索可寻。
除以上三个势力皆不能战而只能和，尚有两个势力促成辛亥和议：其一为南北士绅，其二为外交团。士绅如张季直先生草清帝退位诏，列名南京临时政府，曾以个人资格借款充政费，然系袁之故交，后为进步党重要阁员。外交团在中国能左右政治，辛亥革命，知中国民气不可遏，革命军且首先表示承认条约义务，故沪汉各国领事严守中立，然亦劝南北息战言和。中山先生最后协议五条，其中要点皆欲以外交团作证为保。一条曰：“清帝退位，袁世凯即须知照驻京各国公使。”又一条曰：“文接到外交团通知清帝退位后，即行辞职，然后推荐袁世凯为总统。”其不信任与不得已，可以见也。袁在报告清帝退位诏同时，电南京托故不能南来就职，盖南来即失去其北洋武力的根据。其电曰：“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若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惟须审察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而南京仍派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北上迎其南来就职，致有北京兵变之事。欲为借口，祸及民众，其存心决不离老巢可知。
我今离开政治层，述辛亥革命时一般民气。上章说过我母亲带我二妹性仁下乡讲说革命不是造反，光复是拿回祖宗之物，请大家帮助革命军，获得乡下人同情之事。吾家女仆周老妈妈曾以工资购买浙江铁路公债，至此又以工资捐助革命军饷。沪杭宁沿线各地朋友谈及家乡之事，多相类似，有力者踊跃出财助饷，讲演者有乡人煎汤以慰劳乏之事。在上海，商店伙计每日争阅报纸，其不得者，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给余人听，顾客与店员隔柜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买卖。九亩地的新舞台，向以演新戏开风气称，这时任何团体借用剧场开会，或请演义务戏助捐，有求必应。社会轻视伶人心理，自革命时起开始改变，初次听见年轻的世家子呼演员为某先生某伯伯，与革命有关的演员弃掉艺名而用本名。武昌起义系每人用白布缠臂为号，凡准备响应者均预购白布，商店白布利市数倍。杭州光复之前，布店白布一夕而空。由上海暗运手枪炸弹，装在铺盖内亦无人查察。逃难的人甚少，大家不以革命为可怕的事。社会上很少人谈未来政权，亦很少听见人受指导而革命。报上偶有局中人自相攻击的文章，一般人不深加注意。中国人普遍的朝气和热情，再无过于辛亥革命最初之刹那者。人情之可感者，如天津女师地理教师南通白雅雨（玉昆）先生在滦州革命未成，被捕斩首。白先生生前有得意女弟子嘉定黄君守瑾，曾欲聘为儿媳，黄家因事未允，至此黄君自愿许婚，料理白先生后事，奉养孀姑。我从白先生学时不长，闻黄君事常挂于怀，后知黄君之夫白君在冯玉祥军中任事，当亦为滦州关系。北方同学因在官立学校，一向不问时事，四年前对徐锡麟、秋瑾之案，未动于衷，此次倾向革命甚于南方之青年，或即日南归，或往来南北，携带禁品，不辞艰险。同学陈翠琬、于士嘉等由沪带炸药赴津，装置如送礼之糕点，我见到她们工作，还有李钟和亦在内。前述直隶方伯旗人增韫，在保定以育婴堂转变成一女学校，增韫自己的女儿与育婴堂女孩，同以“钟”字排名，而均无姓，钟和与她的妹妹是另一客居在保定的家而惟一有姓的学生，她后来转到天津女师的。天津同学大都受白雅雨先生的影响。
我虽望国家之改革久矣，然从未参加过任何组织，亦不知“同盟会”之名，想不到我父母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我参加革命行列。我父亲一次有病，曾对母亲言，可惜最大的孩子不是男儿，不由我不自励，诵“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之歌辞而奋发，这时仿佛我是一家中可出的一名壮丁。我再到上海，住在七浦路周寄母家，寄母是我母亲信托的人，家里宅大人多，我去添热闹而不怕拥挤，我在上海必住其家。我说明革命宗旨，寄父周肇甫（承基）先生寄母沈毋隐夫人，诸妹婉青、淑青、蕙青热烈赞成之情形，与我父母和我弟妹相同，周氏弟妹从此呼我姐姐而不冠名字，我惭愧而亦感动，受此敬意。上述为发沪军军用票而致破产之信成银行即为周家产业，信成协理沈缦云先生系寄母之兄，上海商家为革命直接损失之巨，以周氏为最。我到沪之时，上海尚未光复，寄母见我奔走，照顾甚于平日，我的远方朋友来，她留宿留食。到冬天，她见我所携寒衣不多，而我往来的朋友多穿甚朴素玄色衣服，一日她拿一件黑缎羊皮袄要我穿着，事后知全家只此一件合我尺寸而玄色全新之冬装，她用更好之物品换来。又拟做丝绵背心，谓枪弹不能入，一若我真将出入枪林弹雨中，亦未计在枪林弹雨中还穿绸缎皮袄？如此未上前线而作英雄，言之犹愧，然不厌言之者，于以见素不问外事之前辈和同辈，在光复之际，如何尽其热诚赞助参加的人。
我们不期而遇的有几个学校的朋友，或素识，或相闻知。天津女师的郑仲完（璧）、陈允仪（淑）与我姨母葛敬诚、敬和等，上海爱国女学的曾季肃、范慕英，北京女师黄绍兰等，后来又加入苏州振华女学倡办人王谢长达等，又加入胜家缝纫女学吴振球等。我们组织了一个“女子军事团”，借西门方板桥一家停课的女校校舍为集合处，分四项工作：战斗、看护、募饷、缝纫，各以能力志愿参加。范慕英是我在家乡从学数学的范拱微先生之妹，本为体操教员，主持战斗之部。王谢长达年最长，为许多同人的母执，主持募饷之部。还有爱国女学的杨兆良，她们认识上海很多殷实商家，她们挨户去募捐，平常都难得上店的。吴振球本教缝纫，她借得机器，主持缝纫之部。主持看护者谁，已不能记忆。章程文告均出曾季肃手，众推为团长，她是曾孟朴先生之妹。团成立后，呈报沪军都督府，请指导。后来南北军事至南京而止，军事团工作仅以仿制服和募捐略有成绩。五舅湛侯在攻南京时，曾想我们中有否谙西文之人，从军为外报记者翻译，事未实现。在南京时，克强先生部下有人教装炸弹，亦曾练习使用，住在铁汤池丁宅，只极短时期。在沪在宁，同人一律睡地铺，穿黑色衣，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自备零用。在军事团未成立时，我们一群人大半未满二十岁，自觉年轻未有社会经验。一日仲完告我，张默君（昭汉）是她在南京读书时的老师，比我们都成熟，请来指导最好，我欣然愿同往苏州沧浪亭访她。我在苏州景海女学，她是我的前辈。景海是一教会学校，以英文为重，而对已有中文根柢的人，颇给插班便利，因其可用读中文时间，全放在自修英文上；默君与我均是此类学生。我进景海，她已出校，甚慕其名。武昌起义，我即日离校赴沪，学校平日，不得家长关照，不许出门，此时不加干涉。我到车站，原拟乘早车，但是日久候而车不至，或车过而不停留，直至晚间始得上车。与默君相值于候车室，又同挤上一节车，时间甚长，一路谈革命，竟无人注意我们。惜这次与仲完到苏州访她，她有比我们更重要的工作，而未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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