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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初期，并不禁行好色本（艳情作品），书肆可公然售卖，书籍目录亦不避讳著者姓名。享保七年（1722），政府以好色本坏乱风俗、不利人心教化而一应禁行。宽政三年（1791），幕府整顿社会风气，实行抑商重农之策。学问方面独崇朱子学，禁阳明学，同时禁用奢侈品，禁浴场男女混浴，禁私娼艺妓，整肃出版物，艳情书刊被重教化、讲义气的物语故事取代。这些变动对不同领域的作家命运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曾经极有人气的流行作家山东京传因作品多涉风月情爱，被处以刑罚，作品刻版也尽遭焚毁，而赶上时代风潮，专写侠义小说的曲亭马琴则一时炙手可热。
二
京都的书店，在近世初期即已出现，最早只售卖由大阪堺港传入的汉籍（唐本）。而后，寺院或个人开始经营私刻书籍，手抄本、旧书也渐成为书店经营的内容。庆长年间（1596-1615），京都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出版从业者——本屋新七。他在庆长十四年（1609）刊行古活字版《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是日本最早标注书店名的出版物。
宽永年间（1624-1645），京都涌现大量书肆，兼有印刷、出版、贩卖职能。京都出版的全盛时期在元禄年间（1688-1704）。据《元禄太平记》（1702年版）载，京都有本屋七十二间，其中有林、村上、野田、善本、八尾、风月、秋田、上村、中野、武村十家最为著名，有“十哲”的美称。其中，村上即村上平乐寺勘兵卫店，代代经营法华宗书籍，也出版医书、启蒙书。明治以后第十一代主人将祖业让给别家，后更名平乐寺书店，仍继续出版佛教书籍，常用的《东方年表》即出自这家书店。
据宽文五年（1665）版浅井了意编纂的京都地方志《京雀》载，寺町通自古为书店聚集的区域。配图描画生动，店前有一段延伸的木台，供客人等待。旁有木制“出箱”，盛装书本，上有“物之本や”字样。廊下是写着“本や”二字的暖帘，屋内可见堆叠的书籍——大概可以想象江户时期京都书店的情形。每日早晨，书店开门，将出箱、招牌搬到门前，挂上写有“本屋”或“书肆”的暖帘，招牌上写明“古本买卖”“儒书、佛书、和本、唐本”等字样。往来路人或张望，或在店门口翻书，或有熟客到店内小坐——且看今日寺町通老店竹苞楼的风景，大概可以想象几百年前的情状。据东京有三百余年历史的浅仓屋书店第十一代主人回忆，从前熟客到店里买书，会请到二楼小坐。若是大客户，则会请他亲自到仓库内看书，还有筵席招待。有些书店还兼营药房，卖些常见散剂，客人买了书，还会顺便给家里女眷买付药。这是江户旧书店的风情，亦可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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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吉具庆绘《洛中洛外图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元禄年间京都书店的风景，店门口是过路卖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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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文五年（1665）版京都地方志《京雀》中所绘寺町通书店情形
江户时代的出版商叫做“版元”，版元有自己的屋号、店面，很多直接写着“某某书肆”的招牌，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的书坊。其时出版商与书店是合二为一的，从制作版木到印刷、发售,是连贯一系的工作。而且，店里不仅出售自家的出版物，还有别家出版的新书及各种古旧书籍。书肆拥有版木，即拥有版权，只要通过书店联合会（本屋仲间）获得幕府町奉行所的许可，便可以出版、发行图书。一些拥有版木的寺庙、私塾，也会委托书肆印行书籍。比如伊藤仁斋开创的古义堂便拥有大量藏版，请书肆发行图书之际，可按发行数量收取费用。如古义堂藏版、享保庚子(1720)新刊、京兆文泉堂发行本《孟子古义》卷末有“古义堂藏板”之印，注明“每部有图章记号，无是者皆属赝本”“享保庚子新刊,京兆文泉堂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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