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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与匠的关系，几乎体现在任何艺术当中。艺术需要灵感，需要哲思和浪漫，但艺术的实现也需要规则和纪律，需要繁难和具体的劳作。以前听音乐，一首歌一部曲子，觉得好美，旋律和想象萦人心魄。而前不久采访刘索拉，她却说：“一个作曲家90%的工作都是技术活儿。你给我一个动机，我可以同时把它写成流行曲、爵士、摇滚、交响乐，甚至京韵大鼓，这就是技术，更像一个砌墙的工人，没那么浪漫。”
一次跟一个从事作曲的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将一个主题、一个动机衍化，发展成一部庞大、复杂的乐曲，光靠灵感是难以维持的。灵感具有突发、间歇、不可持续性，就那么一下下，倏忽即逝。当年贝多芬的Op.135（《F大调第十六弦乐四重奏》），只是写下了“Es muss Sein!”，翻译成英文是“It must be”。如果只有这一句，是不能成一个曲子的，贝多芬的技术能力，就在他对于主题动机的发展，“采用了模进的手法，向下大二度，对位声部则采取半音上行，与之呼应之后再通过拓展音区、齐奏、声部间的对答等一系列的方式，完成这首弦乐四重奏”——听上去好累，一点儿也不美。
中国人不说技术，喜欢说手艺。所谓“手艺”，就是因为长期劳作，对特定对象形成的一种操作感、分寸感、手感和质感，就像“庖丁解牛”，庖丁眼中无牛，牛在心里，解牛不用刀，“以神遇”，感受到牛的间隙，解牛才能够“依乎天理”，游刃有余，以致一把刀用了十九年还跟新买的一样。
去年在日本京都，清水寺旁，在一家叫“朝日堂”的茶具作坊里，我碰到一个正在做陶艺的老人。聊起天来，老师傅七十多岁，一辈子转过的陶轮不计其数，他说一件好的陶器，不是看上去的美，是摸出来的美。老人从少年时代就懂得，一切手艺都在于反复地做，重复，重复，再重复。老人说起，十二岁那年进作坊，师傅让他对着同一件样品制作五十件复制品，做完后统统砸掉，再重新做，做了再砸。整整一年，他都没有权利把自己任何一件作品保留下来。师傅告诉他，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他明白，不要执迷于自己做的任何一件东西；二是懂得，手上的真功夫才是一切的基础。谁都想做出充满美丽意趣的作品，但手上没工夫，缺少对具体材料的感知，艺术就是空话。
看老人那双手，才知道什么叫手相：象牙般的肉色，手背筋骨盘虬，像出土文物，带着包浆，却又有长期把玩器物流露出来的尊贵。看他双手在那儿拿捏、塑形、拉坯、注浆、镟坯、挤压，翻飞自如，好像手和脑达成了一种信任关系，完全不受控制。成千上万次的反复，才使他的手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创造出技术精湛的艺品。你说这是“哲”还是“匠”，是技术还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