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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这不正是我们追着书里的人物阅读下去，努力想找出他们不愿透露的事情时，每一本书都在问我们的问题吗？它不也正是我们作为人，努力做着将会定义我们身份的选择时，我们问自己的那个根本的问题吗？我给自己的定义可以是母亲、妻子、爱人、朋友、老师、姐姐、作家、读者……我可以一直列下去。但是这些简单的描述没有一个能够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定义我们是谁，几乎不可能。我们是我们所过的生活，始终处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但是问这个问题，以及听他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它既是写作、也是阅读这一行为的核心。当阅读开始成为一个家园的时候，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在那里我感觉自己可以评价世界，可以认同自己——那是一个允许怀疑的地方，也是一个避难所。我们在日常现实与仙境之间来回穿梭——这一刻是这样，下一刻就变了模样。就像爱丽丝，每一次我读完一本了不起的书，我就将旧的自己抛在了身后。
我一生在许多意外之所遇到过爱丽丝和她的毛毛虫。爱丽丝自己无疑就是个不可思议的存在，比她遇到的所有不凡而神秘的人物都更加不凡而神秘：不像他们，她不仅可以生活于两个世界，而且可以看穿这两个世界；她能够企及内心的声音——“那事物的静默”，有想象的第三只眼睛。你可以说她赌得起，因为在心底里，她是自信且生了根的人。爱丽丝不像我，她始终都能回家，回到那个养了小猫挂了蕾丝窗帘的地方。她有一套程序和形式，让她能够穿梭来回。当她发现自己在仙境或镜中世界走失了的时候，她可以在自己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中寻取帮助。她提醒我们，不只是在孤立、流亡或身陷危难之际你才需要仙境，生活稳定安全之时你也需要仙境。
这是让我受用多年的经验。
我们会将天真这个词跟孩子联系起来，但爱丽丝就像小王子和许多儿童书的主人公一样，渴望摆脱这天真。好奇推动着我们身体里的孩子去搜寻知识，拒绝对世界始终天真无知。但天真的丧失始终伴随着对痛苦、别离与残忍的认知。自最初的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这不就是小王子让我们想到的吗？他离开了自己的小星球和虚荣自负的玫瑰去发现世界，他打开了眼界后发现，她不是独一无二的，而驯化一个伴侣可以像中了场大奖，也可能带来浓重的悲伤，因为无论如何，最终等待我们的都是一场别离。
“所有的艺术都是人们面临危险，遭遇了某种经历，走到了道路尽头，再无前路可走时产生出来的东西。”里尔克写道。的确，世界各地许许多多最优秀的小说在其最核心处都有那种危险的本质。许多伟大的儿童文学无疑就是如此，我们的男女主人公们要战胜怪兽与恶魔，以智慧斗赢邪恶的继母。但大人的小说也是如此，它们的怪兽和主人公都内在化了，更“真实”了，跟我们更像了。那些人物，在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性和个人身份的同时，都拥有某些普世的特征。
我最近一次重新读《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时候，为爱丽丝如此英式的作风感到惊奇不已：她是那么规矩的一个女孩。当她在洞里往下掉的时候，她辨认着自己看到的东西，回忆着过去，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维持自己的风度举止。她受到的英国教育已经在她身上根深蒂固了，她没有把那罐橘子酱扔下洞去，而是在她往下掉的时候设法将它放在了架子上——她不需要别人告诉她什么是对的，她是自己的内心监督员。时时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对他人感到好奇——这是我后来读了许多英国小说后发现的一个特点，在那些小说中，“风度”一词所蕴含的不只是它在传统意义上的礼貌得体。风度也意指观察、倾听、尊重他人、感恩他人。在简·奥斯丁的小说中，那些特别受我们嘲讽的人物，那些反面角色，都是无视他人的，比如《傲慢与偏见》里的柯林斯先生、班奈特夫人或凯瑟琳·德·伯格女士，他们都不倾听他人，都太自我中心、因循守旧，总是将他们的选择与偏好强加在周围人身上。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伊丽莎白和达西逐渐意识到，伊丽莎白的骄傲和达西的偏见都让他们既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又看不到他人的美德。他们经历了被照亮与启发的一刻，他们的眼睛才真正看清了真相。
但所有了不起的故事无论如何都是关于看见的。记得在《小王子》里，叙述者在故事开始时告诉我们，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会给大人看他画的一条蟒蛇正在消化一头大象的画，而他们却以为那是一顶帽子！这件事毁掉了他对画画的热情，直到他遇到了小王子，小王子一眼就看见并认出了那是什么。《夏洛的网》里也有相似的情节，只有弗恩可以真正看见和听见那些动物，因为孩子还没有失去用“心灵的眼睛”[伟大的诗人鲁米（Rumi）语］去看的能力。在这两部小说中，没有“看见”的能力都有各自的后果。但是在大人的小说里，盲目通常是罪恶的一个重要表现。以《包法利夫人》为例，她的盲目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我们同情艾玛·包法利，理解她想要逃离生活单调的渴望，她渴求着某种浪漫的东西，但这种痴念让她盲目，她看不到丈夫和丈夫对她的付出，她看到的、追求的无非就是实现自己的浪漫梦想，而这跟她在丈夫家中所过的单调生活一样渺小卑微。甚至她的丈夫，那位好医生，也是盲目的，被他的妻子迷乱了视线，不能忠于自己的天职，为了满足她随心所欲的想法而妥协退让，放下了自己的尊严与职业操守。而那个真正的恶人，那个有意对同情视而不见的人，自然从那如今读来仍然令人震惊、不可思议的对资产阶级之志得意满的控诉中逃脱了。
在许多伟大的拉美小说中，盲目存在于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中心——以《族长的没落》为例，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残暴的独裁者，他被自己的权力所孤立，他的权力既腐化了他，又摧毁了他。就像所有现实生活中的暴君一样，他拒绝现实到了将其完全扭曲的地步。他不仅对现实视而不见，而且真的将每件他不能容忍的事、每个他不想看到的人都消灭掉，以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虚构代替他们。当他的情妇（也就是后来的妻子）教他读书写字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印刷新闻全是谎言和捏造：他的人民都成了他噩梦中的人，他们失去了自己做判断的能力，也不再记得真相。当他死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相信，甚至在秃鹫开始落在他身上之前，都不愿接近他的遗体。真相是，我们是自己错觉和偏见的奴隶，是我们想听、想看的东西的奴隶，这在现实生活中比在虚构世界里更为严重。真正的暴君，佛朗哥、希特勒和其他许多死了或至今仍活着的人，就利用了我们对幻想的热爱，利用了我们从幻想中获取的慰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民主社会就不会为幻想和捏造所害。我们人类能够做最好的事，也能做最坏的事，我们的历史就是明证。如果我们不在乎，如果我们不思考，如果我们不去看，从前获得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很轻易地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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