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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法国十九世纪初正经历着封建关系被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秩序正在建立与巩固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既有与旧时代、旧阶级血肉相连因而在新时期丧失了一切，因而痛苦莫名、郁郁寡欢者，也有本来对新时期、新秩序充满了幻想，但在并不美好的资本主义秩序面前感到失望与幻灭，因而陷于不可排遣的烦恼者，那么，就不难理解，在法国十九世纪初期的文学中何以成批地产生了一批哈姆雷特式的忧郁症患者。而且，作家们也基本上分为这两种人，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把自己痛苦的感受加以诗化，赋予正义的或可同情的性质，注入形象之中，染上悲剧的色彩，前一种情况如夏多布里昂和他的人物勒内，后一种情况则有塞南古和他的奥培曼、诺迪埃和他的沙尔，这就好像歌词与曲调，虽然歌词各有不同，但“痛苦”与“忧郁”是它们共同的曲调，而其共同的深刻的病根，则又都是个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
显然，这里有一个文学形象的类型的问题。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总可以找到一些类型或一些系列，作家所描绘出来的人物，往往不可避免地属于某一种类型或某一种系列，这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家往往面临相同的矛盾、相同的格局，而他们所描写的人性又往往有着共同的或相似的表现形式。不过，杰出的作家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的人物尽管属于某种类型，然而并不公式化、程式化，而总有内在的充实的时代社会内容。奥克塔夫当然也带有类型性、系列性，而他的忧郁与痛苦也同样来自个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问题在于，他的个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究竟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时代内容以及表现得是否深刻？
司汤达把奥克塔夫的故事安排在复辟王朝时代，这正是法国十九世纪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曲折与倒退的时期。被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王朝，又在哥萨克的刺刀保护下回到了巴黎，并进而企图恢复革命前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统治，在封建势力这种倒行逆施的过程中，一八二五年波旁王朝的御用工具“无双议会”通过向革命时期流亡国外的贵族赔偿十亿法郎的法案，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司汤达在一八二七年把这个事件当作他小说故事的历史背景，本身就具有尖锐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且，他又在这个背景上，展现出“一八二七年巴黎沙龙的几个场面”，实际上就是制作出复辟时期贵族社会的缩影。他通过粗略但清晰的线条，勾画了一些贵族社会的人物，表现出他们那种陈腐的精神状态和逆潮流而动的意志愿望。他们在一个已经扬弃了他们的世纪里回光返照、苟延残喘，然而却自以为是在迎着旧朝代复兴的伟大的曙光；他们在法国这片土地上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根基、他们的财富与力量，但他们仍生活在自我陶醉之中，以祖先、血统、门第这些早已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自傲，以装腔作势来掩盖他们的虚弱与贫乏，用虚荣的、硬撑门面的办法来掩盖他们的寒酸与破落；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早已经是一个“最缺乏生命的阶级”，然而他们却顽固地梦想恢复早已被大革命彻底清扫了的旧秩序，自不量力地要扭转时代历史的车轮；而从他们的人品与私德来说，他们绝不是一批为垂暮的盛世殉道的悲壮激昂的人物，而是一群没有见识、没有崇高的感情、没有纯正的趣味、空虚无聊的小人，在他们之中，卑劣的感情、“坏心眼”、邪恶与阴险、自私自利等则到处可见。这就是奥克塔夫所处的，也是他与之对立的社会环境。
而奥克塔夫的个性呢？是什么样的个性？这一个性的全部内容几乎都与他的社会环境针锋相对。他从不掩饰自己对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反感，在他看来，这个上流社会里的人无一不是卑鄙的，在这个社会里，他不是傲气十足，就是不屑于理睬；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是这个社会里的一员、与这些人同类而感到痛苦，因而，离群索居竟是他最大的乐趣，即使对自己所享受的物质条件，那座舒适的府第，他也很是厌恶，宁可回到学校里那简朴的寝室里去；他是陈腐的贵族的血统门第观念、特权观念的对立面，竟然那么厌弃直接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赔偿法案；他与复辟时期贵族社会里那种力图恢复封建专制旧秩序的反动愿望与反动意志相反，与他们作为垂死的阶级而有的全部卑劣的计较相反，具有“正直而坚强的心灵”、“高尚的品格”和“荣誉感”，并且还根据他的良知拟订过各种各样的行动计划，而最后，他也的确采取了拜伦式的出走行动，当即将抵达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的希腊时，他在一种对“英雄的国家”的敬意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奥克塔夫的个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是整个小说的基础，而奥克塔夫与阿尔芒丝的爱情故事与感情纠葛，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这一基本矛盾的一种外延。这不仅因为奥克塔夫与阿尔芒丝的结合、他个人生活的幸福，并没有使他摆脱由于个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而产生的忧郁，他的命运并没有因爱情而有所改变，倒仍然是按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必然方向走向结局，还因为他与阿尔芒丝之间存在着隔阂与误会，而这种隔阂与误会正是由于奥克塔夫与社会环境对立而产生的，是他在自己所厌弃的社会中有了一种过分的敏感而造成的。在这里，司汤达首先显示了一种对社会历史的兴趣，他首先想要表现的是社会历史的内容，而不是两性关系的内容，如果要把《阿尔芒丝》看作一部爱情小说的话，那么就应该说，司汤达多么善于在爱情故事里、在微妙的爱情心理的描写中，灌注充实的社会历史内容！
当然，奥克塔夫作为贵族社会的一个成员，何以与自己的社会如此格格不入、如此对立？这是一个问题，对此，司汤达做了可信的交代：他是一个受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哲学家影响的贵族青年，而十八世纪启蒙哲学所提供的理性王国的理想与十九世纪并不理想的社会现实的对照，形成了十九世纪青年人不满现实的“世纪病”的根子，这在司汤达的时代本来就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至于在奥克塔夫身上，则是这样一个矛盾：精神上受了狮子的哺育，偏偏却身落在狼窝里。这样一个矛盾在复辟时期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奥克塔夫的痛苦也就不可能得到缓解。对于司汤达来说，这既是他所要描写的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他要进行社会批判的一种手段，他正是要通过奥克塔夫身上的矛盾来对复辟时期的贵族阶级进行批判，他想说明，贵族阶级衰朽没落、陈腐顽固、倒行逆施，即使是在贵族社会内部，也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强烈厌弃。
在法国十九世纪文学中，司汤达与巴尔扎克可以说同为把复辟时期的社会矛盾揭示得最为深刻、最为出色的两位大师。如果说，巴尔扎克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经济问题备尝种种辛酸，而特别善于从金钱关系去观察、发掘与表现复辟时期的社会阶级矛盾的话，那么，司汤达则因为他在当代政治阶级斗争中经历过坎坷道路，因而特别善于揭示与描写那个时代里由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心理。司汤达本人也属于受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哺育并直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风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还长期是把资本主义关系带到欧洲各国的拿破仑大军中的一员。他的荣辱与命运是和拿破仑这个资产阶级皇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拿破仑的失败，也就意味着他个人的困顿与逆境，复辟时期伊始，他就成为一个“丢了饭碗”“被扫地出门”的人，他不得不旅居意大利达七年之久，一八二一年回到巴黎后，当然仍旧是清贫的生活。他的困境无疑使他对复辟时代的个人命运问题有深切的感受，因而，他成了复辟时代里个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这一主题最深刻的表现者。他几乎把这个时期的这个主题的各个方面都写全了，一八二七年的《阿尔芒丝》是开始，继而有一八三〇年的《红与黑》，后来还有一八三九年的《帕尔马修道院》，只不过，《红与黑》所表现的是一个有才能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个性与阻碍他、扼杀他的社会环境的矛盾，《帕尔马修道院》所表现的是一个崇拜拿破仑的贵族青年的个性与浪费他、销蚀他的社会环境的矛盾。
三部作品，情势不同，主题与格局却基本一致。就其深刻与成熟的程度而言，《阿尔芒丝》与后两部杰作是不能相比的，但从作品的产生与作品的主题思想来说，它既是后两部杰作的先导，也是后两部杰作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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