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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历史启示，我想有三条是最重要的：
第一，狭隘民族主义是最危险的。
清帝国为什么步履蹒跚？症结在于文化观念十分奇特和狭隘。从上层统治者到草根小民口口声声“严华夷之辨”，事事问个姓中还是姓西。“以夷变华”或后来说的“西化”成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不得不承认洋人的“物质文明”高出一筹了，还固执地认为中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举世无双，两个类型的文化各有所长。翻开1899年的历史文献，向老佛爷——慈禧打小报告，说某某“离经叛道”的材料俯拾皆是。有的地区的无知小民则热衷于反“洋教”，蔑视和仇视外来事物。这些都为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点燃了导火索。
现代国家的思想文化应该是多元并存，自由交流。在这种状态下，民众才能既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又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各适其适。专制统治以思想文化认同为重要标志。任何国家向现代转型都必须走出强制性的文化认同，实现民主、法治的认同。清帝国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这是19世纪中国民穷国弱、战乱频仍的重要根源。
顺便说说：我十分怀疑和反对“文化侵略”这个概念。列强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侵略中国，有没有思想文化“侵略”？这要慎重考虑。外人在近代中国办学、出版书刊，总的说来是有益的文化交流还是“侵略”？传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还是“侵略”？有些传教士或其他洋人的不法行为，是任何时候都有的个人罪责，还是有全盘计划和系统实施的侵略阴谋？在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教育史、教会史以前，不宜匆促作出结论。有人大叫反“文化殖民”，却满口福柯、德里达……这不是挺有趣吗？一个落后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的最好道路，就是敢于承认落后，勇于打开国门，认真学习先进国家的优秀思想文化。任何时候为思想文化自由交流设置樊篱，其后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第二，改革必须全面和及时。
要是说1899年的清政府在经济领域保留甲午战败后逐步推行的改革措施的话，封闭报刊、不准上书、恢复科举旧制继续以四书五经取士等措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却是向后倒退了。
恶果立即显现：慈禧和一些大臣曾经冀图制止“反洋教”等蠢行，但在弥漫朝野的狭隘民族情绪笼罩下，很不得力，没有收到应有效果，反而迅速蔓延。加上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连达官贵人也没有可靠的人身权利。大臣以揣摩主子心理的奴才心态代替独立人格，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大臣敢于不同老佛爷保持一致，发表逆耳忠言，立即招来杀身之祸。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灾接踵而至。
大清帝国的最后覆灭，也是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革造成的。清末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经济和财政收入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废科举，建立新法律体系，推行地方自治，方方面面都有作为。但是，久拖不决的立宪，加上经济政策失误（铁道干线收归国有），终于断送了大清帝国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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