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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DNA里的“二元对立逻辑”
首先，我们说一个仿佛无关其实最有关的问题：好人才会做慈善吗？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可能感触更深。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
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在于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我也不能把在座的年轻人全部看成新人类，因为在这一点上讲，你们依然是老人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
当我们关注公益、成为志愿者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比如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公益、讲慈善，会被大家认为是“好人”。但或许在其他情况下，人性中的“坏”也会释放出来。当每个人都可以清晰且自律地看待自己，会明白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或坏到哪儿去。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
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法律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杀人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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