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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对，不如联合起来闯市场。可以像深圳一样搞股份有限公司，比如说你这边有1000亩的土地，怎么开发呢？就是由你们所选出来的董事长跟总经理负责跟政府谈判，跟开发商谈判，然后利益就归你们这一批人。
王牧笛：教授的关切其实是说让农民通过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闯市场，然后共同分享“城市化”的红利。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比如说工农产品“剪刀差”，城里人享受着廉价的农产品。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断扩张，不断地征用土地，已经扩张到了农村这个地方。那么是否能够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运作，让城市来反哺农村。
郎咸平：对，反哺农村。所以我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可以考虑做一个重庆模式跟广东模式的结合。至于该怎么详细做，不是我该想的问题。我只提出一个思路，按照这个思路，摸索一个适合自己的区域做某种程度的改变。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你刚刚讲的，如何让城市来反哺农村？如何透过土地政策，让城市反哺农村？
“城市化”的误区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地，世界各地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都来到了中国。因为我们的执政者认为“城市化”就是要建高楼大厦，然后让很多的企业来投资，完全忽略了城市的和谐发展。这种“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非常可怕的，是错误的思维。
王牧笛：其实东部沿海的“逆城市化”构成两个破题，一个是户籍制度的破题破冰，还有一个就是土地制度的破题破冰。现在东部沿海的问题只是当下中国“逆城市化”的一个潮流，还有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潮流，就是很多白领已经害怕了城里的高房价、高成本、交通堵塞、高污染、能源不足这些问题。之前媒体炒作一个概念叫“逃离北上广”，就是白领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进入二线城市，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
李银：但是，因为“城市化”的发展，都市圈慢慢开始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这一带形成了一个龙头，也开始辐射了，所以出现了二三线城市的蓬勃发展，它们有商机，有更多的机会和良好的待遇吸引白领人群的工作。
王牧笛：2010年初有一个调查报告，叫《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中产阶级幸福指数相对较低，与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是2009年房价飙升，令很多中产者感到痛苦，住房成了奢侈的事情，这也是他们要逃离北上广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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