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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但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喜鹊”，不改数据他也乐，他乐的依据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最近全球500强企业中，我们达到空前的50多个了，而且有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了。你明白吗？他们在押宝国企，导致我们公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在加剧，导致国进民退的危险在加剧。跟我们振兴市场化道路相悖。也就是说，政府化道路和市场化道路在PK，这是真正的两难。垄断国企是有业绩，但是这个业绩是在垄断的背景下利用很多权力占有了社会最优质的资源，以及舆论环境获得的。它是不公平的竞争，是低效率的，不能持久的，但是它现在的个儿特别大，业绩的报表特辉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特别显著，简直就是四个字——“中国骄傲”。但是，它们不能代表未来方向，这比房地产的调整还要重要，怎么调？这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政府的两难选择。
我们如何走出危机
为什么我一直告诉政府要“藏富于民”？因为“藏富于民”就是要透过让企业的利润增加这个路径。企业利润增加之后，才能给员工更多的薪水，才能够增加消费，我们才有希望。
王牧笛：我们政府现在面对的一个更大的宏观背景，就是我们的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全球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二次探底同样也是个全球化的命题，它不仅是中国是否面临二次探底的问题，还有其他的经济体。最近罗杰斯，教授的老朋友也说全球经济必然会二次探底，他用的词叫“必然”。包括刚才说的政府债务，现在除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外，G7这七国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全都超过了所谓的安全警戒线。
郎咸平：对。其实这个安全警戒线是一个挺扯的东西，什么都超过这个警戒线，哪里还有安全呢？我们也超过了。
王牧笛：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要请教教授，比如说美国、欧洲，甚至包括日本，日本可能现在还处于20年的衰退期，失去的10年那个尾巴上。那么美国跟欧洲呢？欧洲现在被主权债务危机闹得很厉害，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也是高居不下。
郎咸平：欧美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政府一刺激经济，打个吗啡，它就起来一点，一退出，它“哗”就垮下来了。现在就是这样持续。它垮下来之后，我们出口就更受挫。再加上最近一直逼迫我们人民币升值，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我们更麻烦。好，那我问你，只要出现二次探底，我们出口就遭到重大打击，你怎么办？靠我们自己的消费拉得动吗？
石述思：人民群众都没钱啊。
郎咸平：都没钱，问题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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