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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开始提醒大家说，好多月来，鼠疫一直存在于我们中间，现在我们对它了解得更清楚了，因为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它坐在我们的桌边或者坐在我们亲人的床头，看到它在我们身旁走动，看到它在工作场所等待我们上班，因此现在，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接受它那不断地对我们说的话，而这些话，由于当初思想没有准备，我们很可能没有好好地听进去。帕纳卢神甫以前在这同一地点布道时所讲的话仍然是正确的——至少他自己坚信不疑。但是也很可能，正像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当时想的和讲的都缺乏慈善之心，因而现在感到后悔。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是真实的，就是任何事情总有值得汲取的东西。最残酷的考验，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种恩惠。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基督徒应寻求的东西，就是他应领受的这种恩惠，他还应该知道这恩惠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么才能找到它。
这时候，在里厄周围，人们都显得十分自在地坐在长凳的靠手之间，并尽可能坐得舒适些。教堂进口处包着垫衬物的隔音门有一扇在轻轻地来回摆动着，有人跑去把它制住了。里厄由于被这些杂声分了心，没听清楚帕纳卢在他的布道中又讲了些什么。神甫大概是说，不要试图去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里厄模糊地把神甫的话理解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后来他的注意力被帕纳卢强有力的声音吸引住了。神甫说，有些事在夭主看来，人们是可以解释的，而另一些事，人们就没法解释。当然，世界上有善与恶，而且一般地说，人们很容易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要深入到恶的内部，把它解释清楚，那就困难了。比如，从表面上看，恶有必要的恶和不必要的恶。有被打发到阴间去的唐璜①，也有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唐璜这种放荡好色之徒被雷击毙是应该的，那么这孩子为什么要吃苦就无法理解了。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物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由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怖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事物比寻找引起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的。除此以外，上帝给了我们一切生活上的方便，因此可以说，在这以前，宗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现在，恰恰相反，上帝把我们置于面临绝壁、走投无路的境地，我们都成了鼠疫的阶下囚，我们只得在死亡的阴影下去寻求赐予我们的恩惠。帕纳卢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一些唾手可得的现成话来越过这道国牢的墙。本来他可以很容易地说，天国的永恒的福乐等待着这孩子去享受，会补偿他所受到的痛苦的。但事实上是否如此，神甫一无所知。谁能确实肯定永恒的福乐能补偿人类一时所受的痛苦？如果谁这么说，谁就算不上是一个基督徒，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主耶稣的四肢和灵魂就曾尝够了痛苦。不，面对着一个孩子的痛苦问题，神甫宁愿处于绝壁之下不求逾越，因为他忠实地接受这种象征着十字架的碟刑考验。于是，他毫无畏惧地对那天来听他布道的这些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刻来临了。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可是你们中间谁敢全不信？”——
①西欧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代表蔑视神鬼、风流放浪、好色如命的贵族。
里厄刚开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异端思想的边缘，但没等他想完，神甫已经接着大声地讲下去。神甫指出，这个命令，这个纯洁的要求，就是赐予基督徒的恩惠。这也是他的德行。神甫知道，在他就要讲的德行里，有些过分的东西会使许多人听起来不顺耳，因为他们习惯于一种更宽容的、更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在鼠疫流行时期的宗教不可能同平时的宗教一样，如果上帝同意，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能得到安息和快乐，那么在这不幸透顶的时期，他可以对人的灵魂提出过头一点的要求。今天，上帝赐予他所创造的人一个恩惠，让他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灾难中，以至于使他们不得不再去寻求和支持这个至高无上的德行：作出抉择，要就是全盘接受信仰，要就是全盘否定。
在上一个世纪，有个教外的作家曾扬言，说他揭开了教会的秘密，他断言不存在什么炼狱①。他的言下之意是没有什么中间状态，只有天堂和地狱，根据人们生前选择的道路，死后要么进天堂得永生，要么下地狱受永罚。但帕纳卢认为这是一种邪说，一种只能出自一个没有任何信条的灵魂的邪说，因为炼狱是有的。不过，可能在某些时期中，人们不应该过分指望进炼狱，某些时期中，谈不上有什么可以饶恕的罪孽的问题。凡是罪都足以导致下地狱，凡是无动于衷的态度都是犯罪的，这就是说，要么有罪，要么无罪——
①也叫涤罪所，根据天主教教义，这是人死后暂时受苦的地方。善人生前罪愆没有赎尽，死后升天堂前须在涤罪所中暂时受苦，至罪愆涤尽为止。
帕纳卢停了一下，这时里厄透过门缝更清楚地听到外面的风好像呼啸得更厉害了。就在这时，神甫说，他所讲的这种对一切全盘接受的品德，按照平时人们给予它的狭义的解释，是无法被人理解的，这不是一般的逆来顺受，也不是勉为其难的谦让，而是一种自卑自贱，不过，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卑自贱。当然，一个孩子竟遭受到这样的痛苦，这是使人心灵上感到耻辱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应该投身于这种痛苦之中，正因为如此——帕纳卢使他的听众确信，他要说的话不是轻易说出来的——我们应当主动去“要”这种痛苦，因为天主愿意‘要’它。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别无选择地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一直走到底。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落到全盘否定信仰的地步，他会决定全部接受。现在，在各处教堂里，当那些善良的妇女听说人体上肿胀的淋巴结是排除身上罪意毒液的自然管道的时候，她们就说：“我的天主啊，让我身上长淋巴结吧！”基督徒也会像这些妇女一样，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里，听凭他的圣意安排——即使这种圣意无法理解。人们不能说：“这个，我懂，但是，那个，不能接受。”应该对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能接受”的事物迎上前去，这样做，正是为了能够完成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的一块苦涩的面包，但要是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每当帕纳卢神甫讲话稍稍停顿一下的时候，周围马上会发出一阵轻轻的嘈杂声，而这次，嘈杂声刚刚开始，神甫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了下去，装作代替他的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怎么办呢？他预料到，人们将会说出“宿命论”这个可怕的字眼。是啊，只要人们允许他在“宿命论”前面加上“积极的”这个形容词的话，那么他会毫不害怕这个字眼的。当然，应该再次指出，不要去模仿他上次讲到过的那些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也不应该去学那些波斯的鼠疫患者的样子，这些人一面把他们的旧衣服扔向由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纠察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降到这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上，因为后者想战胜天主所赐予的灾难。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要去学习那些开罗的修道士，他们在上个世纪鼠疫蔓延的时候，为了防止受感染，避免接触信徒们又潮又热的嘴，就用镊子夹圣体饼来举行送圣体仪式。波斯的鼠疫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是犯了罪孽的，因为前者对一个孩子的痛苦熟视无睹，而后者，正相反，他们使人类对病痛的害怕心理凌驾于一切之上。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他们都把问题巧妙地回避了。他们一直都对天主的声音装聋作哑。此外，帕纳卢还想举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大鼠疫的时候，在赎俘会修道院中的八十一个修道土中，只有四人幸免。而在这四人中，有三人是逃走的。当时编年史作者们是这样记述的，限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不会写得更详尽。但是当帕纳卢神甫读这篇文献时，他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那个没有逃走的修道士身上，这个修道士不管面前有七十七具尸体，尤其不顾他那三个同伴已经逃跑，还是一个人留了下来。于是，神甫一面用拳头敲着讲道台的边缘，一面大声地说：“我的弟兄们，应该学这位留下的修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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