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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的主使人郑厉公躲在宫殿里，听说特派员雍纠反被祭足杀了，叹口气道：“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听老婆的话，活该他倒霉——代表了当时人对妇女的歧视，可能当时妇女善变吧。
已经打草惊蛇了，郑厉公不想干坐等死，趁着风高夜黑，逃跑出国。他大哥“公子忽”本来是郑庄公指定的继承人，被他赶跑了的，现在忙又趁国内出现真空跑回来主政，主了没两年，却被造反派杀死了。接下来，相继走上郑国领导岗位的是老郑庄公的另外两个儿子，也都死于非命(好在老郑庄公的儿子比较多，禁得起这么一茬茬地横死)。
为什么好郑庄公的儿子被随便杀呢？这要说当时的诸侯国君远没有未来专制皇帝来的威严，经常被下臣杀了。这是封建制的特色。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有了世袭的土地、有了土地上的军队和赋税，于是足以与国君家族平分秋色。卿大夫家里甚至有一套行政管理班子——“家臣”，俨然国中之小国。一旦他们势力膨胀，就可以驱逐国君乃至弑君(如祭足之架空并驱逐郑厉公)。礼仪之邦的卿大夫比较老实(比如鲁国)，但也敢瓜分国君的军队、土地。
总的来看大周朝：诸侯内部，卿大夫在架空和弑杀着诸侯国君。诸侯外部，一个个诸侯们又在上侵天子的权力(比如郑庄公之射伤周桓王)。这种下层封臣对上层领主的反动，正是封建制社会的特点：封臣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威，经常犯上。这和西方中世纪的feudal society(封建社会)颇为近似，比如法国内部就是几大公国割据的局面。
我们有理由把“封建社会”套用在大周朝这样的时代。诸侯国君把土地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家族实力积聚，可以与国君之家族分庭抗礼，一起影响着整个诸侯国的时运和走向，而不是国君一家说了算，我姑且称之为“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因而它也就带上了一定的民主参与特色(导致春秋时代出现思想上的百花齐放和创造力的空前活跃，中国文明真正追赶并开始领先于世界文明，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大周封建时代“多家族联合体执政”的缺点是，君权不够突出——整个春秋三百年，有36位国君被臣下杀死，引发政治动荡。而礼仪上的谮越更是常事，卿大夫家使用64个人的舞蹈队在庭院跳舞(超越臣子标准)，所谓礼崩乐坏，而把我们最喜欢维护原有等级秩序万年不倒的孔子气乐个半死。
郑厉公作为当时“多家族联合体执政”中国君一族的代表，自然饱受该体制的折磨。因为自己君权不够强大，结果被更有经济实力、有世袭封地的祭足家族所赶跑，仓惶流亡去了河南禹县。他在那里训练了个把兵丁，天天想着复辟。几次率军骚扰郑国，却找不到可以下蛆的缝。最终借了一些诸侯人马，通过死缠烂打的方式攻破郑城而入，第二次回来过当国君的瘾。
流亡在外十几年，受苦太多，回来以后的郑厉公面临的仍是这种“多家族联合体执政”，还是君权软弱。郑厉公头疼死了，对卿大夫家族势力进行了反攻倒算。有人献城投降，接应他，他反倒咒骂那人背叛旧君，喝令大斧子上来，剁了那人脑袋(可能他也会看相，看出那人脑后有反骨)。随后，郑厉公又埋怨另一位老干部一直抵制自己，不肯当自己的内应，于是把这老干部砍了。这老干部忠于国家，没有反骨，也给杀了。大家因此都不知道是该忠好呢，还是不忠好。郑厉公就像那只被放出瓶子的魔鬼，因为被放得太晚，就不论恩人仇人，逮谁咬谁。我们似乎无法理清他的思路，其实他的思路很清晰：我希望加强君权，你们不忠于我，或者不忠于旧君，就都是作为国君一族的我们所不喜欢的。郑厉公的大斧子，表达了他对“君权一元化专制”的渴望的心声。不过，这一期望在目前的春秋时代，还远远不能得逞。
俗话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能瞎折腾，郑国几个国君走马灯似的交替折腾，国力大衰，老爸郑庄公时代的风光，被折腾得一去不复返了。春秋时代第一个百年，公元前八世纪的故事就这样告终了，下一时期的风采会花落谁家呢？
黄河滚滚，流过河南大地。夕阳照耀着郑庄公曾经战斗过的原野。让我们把目光向东移动，和黄河一起，注入公元前七世纪“齐鲁青未了”的山东原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