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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又跟齐桓公要条件：“人微言轻啊，疏不间亲啊，我一介布衣，没有政治资本，没有大家族背景，别人不理我这套啊。”于是齐桓公给管仲起了大房子，把临淄城里的“市”(商品交易区，我管它叫农贸市场)的税收三分之一发给管仲当工资。管仲成了齐国第一号暴发家族。爆发后又怕被上流社会看不起，就要求齐桓公给他加尊号。齐桓公索性尊他为“仲父”，就是干爹或者二叔的意思。肚量阔大的齐桓公又要求全国人都讲避讳，不许说“夷吾”两个字，因为这是我干爹管仲的名字，要避讳。齐国老贵族们都大喊晦气。
在当时，一个普通家族子弟如管仲，出身微贱的商人，力量薄弱，是没法进入政府高层的。政府要职都是被大家族垄断着，家族内代代世袭。管仲硬挤了进来，必然受到各大家族的抵制，所以需要齐桓公给他撑腰。后来，管仲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功，使自己的家族也成为了齐国的新兴大家族，和鲍叔牙家族一起盘踞在政坛上。但是一个家族想在一国政治中永远生存、永远主导是不可能的。管仲、鲍叔牙开启的“管氏、鲍氏”这些新家族传了若干年后又被更新的田氏家族所灭绝。齐国的兴衰发展史，就是这些大家族的兴衰变化史。鲁国也是如此，鲁庄公的几个弟兄，也将发展成所谓赫赫有名的“三桓”，是三个新兴大家族，将去见证鲁国的沉浮。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到管氏家族的创始人，这位曾经拿齐桓公的肚脐眼当箭靶子的干爹——管仲同志吧。管仲总算遇到明主了，齐桓公扶植他成为新兴家族，扮演齐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一切权力都有了，齐桓公什么都答应了，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人民就要擦亮双眼，管仲再干得不好，如何向人民交待？时年管仲45岁，商人出身的他不光能吹，还真能干。管仲首先归还鲁国、卫国、燕国被齐国侵占的土地，换取睦邻友好，创造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转而对外实行经济侵略。他充分发挥自己经济学特长，鉴于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就奖励捕鱼煮盐，实行海盐国家专卖，从别国挣了很多外快。当时各国贫盐，管仲单方面抬高盐价，致使他国黄金流失万余斤，天下黄金越少，齐国越提高金价，高价收买各地黄金，以至于形成黄金垄断。再用垄断的金子，贱价购买各国货物，使天下市场操纵于齐国这个金融寡头之手(当时民间农贸市场买卖用青铜货币——布币、刀币之类的，国家之间大宗交易则用金子)。管仲向梁国、鲁国订购大批丝织品，对方贪图利益，就废掉农耕，全国养蚕抽丝。一年过后，管仲单方面撕毁购丝合同，一下子就把梁、鲁两国给搁那儿了。两国老百姓家家没粮食吃，天天裹着自己纺的绫罗绸缎饿肚皮。
看的出来，一般圣人都只重思想教育，崇农抑商，害怕商人，因为商人思想不如农民塌实。而管仲却重视商业经济发展，他取消关税，在道路关卡不对商人的行旅货物征税；在市场上，对商人只收铺位租金，而没有其它营业税什么的，这是给商人以优惠政策。管仲解放思想，积极扶植商业万元户，对外国实行经济侵略，最终以商业带动国家走向富裕。富国之后，管仲开始强兵，组织城里的士人练兵。当时打仗是城里人(国人)的事，城外农村人(鄙人)不服兵役。管仲让士人每家指定一人当兵，五家就是一伍，八个伍设一个连，十个连组成一个旅，旅长叫做“良人”。五个旅是一个军，全国分三军。这三军儿郎平时习文练武，每年以打猎形式搞两次军事演习。一夕有警，全城皆兵，扩大了征兵资源，总计兵车八百乘。由于不许迁徙，每五家的“伍”士人从小玩在一起，长大跑在一起，夜里作战，听到彼此声音不会乱伍；白天作战，见到对方容貌就互相认识。同灾同福，此唱彼和，感情深厚，打仗拼命，富于团队精神。这种征兵制，比后代“募兵制”买来的雇佣兵，更团结、更忠诚，也更爱家爱土，不需要搞整风运动，思想就已经很统一了(这有点类似同时期欧洲希腊城邦国家的斯巴达的“菲迪拉亚”——15人一组的小型战斗单位，也是生活打仗都在一起)。
士兵有了，兵器怎么办？管仲说，犯罪之人，缴一个真皮的盾加一支大戟就可以赎罪，想打官司吗，诉讼费是三十支箭。
养着这么多军队，就得给他们找事做，军事机器闲着就会长锈。于是它在未来的30年间，像绞肉馅一样绞掉周边30多个小国，使齐国成为东方超级大国。这个一度只会纵欲享乐的爬虫样的没志气的国家，管仲给它带来了天翻地覆的腾达变化，最终成为春秋大地上的第一只恐龙。
管仲还改革了官僚机构，反对职务世袭，而是从地方推荐贤人，经过三轮面试而聘任之，每年还要接受一次业绩考核，决定职务的升迁去留。这是职业官僚队伍的萌芽，冲击了原有的大家族垄断政坛局面。然而，死脑筋的孔子却不服管仲这一套，孔子叫嚣亲亲尊尊，希望把官缺都留在既有大家族内世袭，以保证原有统治结构万年不变，与管仲“唯才是举”的人才战略背道而驰，认为这会撼动统治秩序的稳固不变。孔子尤其看不起管仲鼓励经商，因为商人也是不稳定因素，还说管仲奢侈，不知礼。唉，儒家评论干部的标准就是这样，只看德行是否符合传统，行为是否有利维持既定秩序，而不看政绩，不看它给社会民生的增值。真拿他们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