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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豫让仍不死心，于是拿漆涂在身上，让自己身上长满了恶疮，又生吞木炭，让声音变得嘶哑。用自残的方式，化妆易形，再次去刺杀赵襄子，结果还是被抓住了。赵襄子说这回我不能再放过你了，你死前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豫让说，我只想刺你的衣服几剑以尽我对智伯的心意。于是赵襄子就把外衣脱下来给他，豫让对这件衣服连刺三剑，伏剑而死。
很多人对豫让的举动不解。因为豫让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在临死之前，有人问豫让：你当初不为范家、中行家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非要为他报仇？
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对我并不礼遇，而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一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豫让认为，自己不是任何一个贵族的附属品，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而如果你承认我的人格与你平等，对我以礼相待，那么我愿意为你这份尊重献出生命。归根结底，豫让所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在这个时代，平民阶层首次开始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再被等级和身份意识牵着鼻子走。
有这种人格追求为基础，春秋时代的侠客们把中国侠文化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史记·游侠列传》对“侠”的基本特征作了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尊严，是侠客们的眼珠。
侠义精神是贵族精神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延伸，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义与名的珍视，对忠和信的珍视。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大臣叫赵宣子，他是晋国的大臣。刚好那时候晋灵公在位，晋灵公年纪不大，还小，很不听话，赵宣子就常常直言不讳劝他的君主。结果晋灵公居然起了歹念，派杀手钽鹿<small>（一个很有力气的人）</small>刺杀。钽鹿在凌晨到了赵宣子的家里。结果翻墙一看，赵宣子居室内灯火通明。赵宣子起得太早，已经把整个朝服穿得整整齐齐，正襟危坐，在闭目养神。他这种仪容、威仪，钽鹿一看非常地感动，他说：这个赵宣子在无人见到的地方都如此恭敬，想必在有人的时候也都一定是非常地认真办理国事。这样的人绝对是国家的栋梁、是人民的主人，我不能杀他。杀了他，我就不忠了。可是因为是晋灵公交代他的事，假如他没有做，他就不信<small>（没守信用）</small>，所以钽鹿当场就对着那棵槐树撞头自尽。
读这些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春秋时代的主要创造力出现在底层贵族，也就是士人阶层。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上升时代，虽然战乱不休，但社会仍然发展迅速，大型都市接连出现，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在大竞争、大动荡的背景下，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辈出，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书写了政治大变革、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的辉煌景象。这是一个创造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那是中国漫长文化史上唯一一段可以证明中国人拥有不逊于甚至超过其他民族的思维强度、力度、穿透力、创造力的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人最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每个人都可能对中国历史的未来做出决定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