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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思路是，通过“自高而低”的“国民运动”，唤醒沉睡着的民众。只要每个中国人都“一朝悔悟”，培养起公德意识，国家意识，尚武精神，成为“新民”，自然就可以建立新制度：“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国家？”
他提出的具体方案，就是由像他这样的已经“醒过来”的精英们，通过办报纸、办学校、写小说、写剧本等方式，来对民众进行启蒙。梁启超尤其推崇小说等艺术作品震动人心的力量，他极力鼓动知识分子们去写小说写剧本，用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进行启蒙：“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小说势力之伟大，几乎能造成世界矣”。
“先更新国民性、后更新制度”的这个次序，听起来很有道理：国家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自我更新”了，那么整个国家也不就脱胎换骨了吗？从整体上改变整个国家很难，但是从微观去改变一个人，就容易多了。梁启超认为这是改造中国的不二法门。他说：“今日之中国，实不宜‘轻言’政治运动，须从文化运动、生计运动、社会改良运动上筑一基础，而次乃及政治运动”。就是说，一定要通过文化运动提高了中国人的素质后，再来谈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
其实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也就是儒家所谓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每个人心都“正”了，这个国也就“治”了。这是一种乍一看很正确、细一想很谬误的逻辑。很不幸，在国民性改造史中，这个中国特色的伪逻辑成了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