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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该报被认为不仅支持抗日而且拥戴委员长本人，后者部分出于总编辑和蒋介石之间的私谊。但不管怎么说，《大公报》的社评方针好像反映了银行家、商人、“政学系”政客这三者的利益。因而，虽然该报在总体上持自由派立场，并不时批评中国时局，但它不批评蒋介石。同时在揭露有关腐败等丑闻时，它从不点名批评卷入丑闻的“政学系”要员。
到了40年代，在国民党内部互相竞争的三个主要派系中，“政学系”是最倾向自由主义但最不具影响力的一个。另两派是“黄埔系”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CC系”的力量在于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部。“政学系”成员因没多少机会控制党中央的组织权，便忙于在各省政府中寻找立足之地，并从事金融和商务活动。由于他们中的多数在美国或日本接受教育，理解有效管理的价值，因而外国观察家认为，他们无论在能力还是经验上都比其他两个更传统更保守的派系优越。“政学系”因此被视为比其两个对手更务实，“对西方的民主精神更宽容”。但它在经济观点上还是保守的，这反映了其成员在商业上广泛的利益。
到40年代后期，《大公报》的政策制定机构是以胡霖为总经理的总管理处，曹谷冰和金诚夫是其副手；王芸生是总编，孔昭恺与张琴南是其副手。但制定社评政策的责任则众望所归地落在了王芸生头上。该报董事会由主要股东组成，他们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吴蕴初，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徐国懋，金城银行襄理和胡霖的女婿王毅灵，以及胡霖、王芸生、费彝民、曹谷冰、金诚夫和李子宽等该报职员。
据说自王芸生负责《大公报》社评部之后，其比前任从该报的政治和经济支持者手中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据说王芸生比其在董事会中的多数同仁更具“学究”气，不肯向政治利益妥协。但在内战期间，该报还是为政府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摇唇鼓舌，结果招致日益反对蒋介石政府的自由派团体的愤恨。
1947年，该报编辑部成员之间的分歧已十分明显。当王芸生外出，副总经理曹谷冰在临时负责社评部期间，撰写了好几篇右倾社评，在学生运动问题上与政府走的是同一条路。该报的三个地方版的编辑方针也不一致。例如，天津版公开支持1947年学生抗议活动（参见本书第三章），而香港版（“二战”结束后直到1948年才恢复发行）比其他两个版都要“左倾”。
国民政府与该报主要人员之间的分歧在1948年下半年已无可挽回。王芸生不理睬中央政府的警告，并继续对总统之子蒋经国在上海指导的紧急状态经济改革计划的攻击。此后不久，王离开上海，12月来到香港，并于1月份动身前往共产党地区。吴鼎昌于1948年末辞了《大公报》董事长与总统府秘书长一职，费彝民是今日《大公报》硕果仅存的香港版的出版者，也是1949年《大公报》正式划归共产党管理后的主要人员。
参阅书目
冯明定（音）：《<大公报>变迁》，《当代新闻系列》（手册），上海，第1卷，1948年12月4日。
《前线日报》，上海，194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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